2021年4月10日，由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指導，E藥經理人、賽默飛世爾科技共同主辦的“2021中國醫藥創新100峰會——見證中國醫藥崛起 匯聚中國創新實力”在上海召開。

 

會上，由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洪坦主持，百濟神州總裁吳曉濱、恒瑞醫藥全球研發總裁張連山圍繞“鼓勵中國生物醫藥創新發展需要營造怎樣的政策環境”進行了對話。

 

01 國內外審批有什么差異性？中美同步為什么如此重要？

“時間上的差異”，張連山指出，在監管政策方面中國與美國基本已經接軌，在監管機構的人員組成、人力資源方面，中國監管機構與美國監管機構之間的差距不斷縮短。

為什么產業內如此頻繁的提出實現“中美同步”？

“這個差距如果不存在的話，中國企業就真的可以做所謂的同步研發。”張連山坦言，時間上的延遲對新藥研發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醫保支付能力的問題是國家層面必須要解決的，滿足中國患者的臨床需求也是中國企業的責任，但隨著創新愈發前沿、更多企業追求First- in- class，風險也愈大，此時，國內外同步研發，海外市場的回報也投入企業創新研發，從而形成一個閉環，就可以有效分擔新藥研發的風險。“First- in- class藥物研發，成功率肯定會降低，如果海外市場可以拿到，中國市場加上海外市場對一個企業研發的回報是非常大的。”

澤布替尼在美國的成功上市也給吳曉濱帶來了極大的“驚喜”。

”快，真的快！”

 

吳曉濱介紹，澤布替尼在美國從申報到獲批僅用了三個月。三個月間，多個審批環節都是同時進行的，“三個月審批下來我們大吃一驚，在這個方面美國很務實，他們看到好的，即使都是中國人的數據也一樣批。”

據悉，2019年11月15日，澤布替尼獲得FDA加速批準上市，用于治療既往接受過至少一項療法的成年套細胞淋巴瘤患者，成為首個在美國獲批上市的中國原創新藥。并且，澤布替尼的獲批主要基于其在澳大利亞進行的Ⅰ期臨床試驗和完全在國內進行的Ⅱ期臨床試驗，也就是說其臨床試驗則主要是中國的病人，中國的臨床機構和中國的臨床研究者完成。《Nature》雜志評論，“這是FDA首次根據主要來自中國患者的關鍵數據批準一個新藥。”

吳曉濱在討論中分享了一個百濟在美國拓展海外市場的“小秘訣”，聘用美國當地人讓百濟神州更進一步走向國際。 “我們在JM摩根大會上和大灣區的Biotech公司沒有任何區別，大家不會感覺這是來自北京昌平的公司，而是感到這是國際水平的公司，這點可以借鑒給其他的Biotech公司，聘用當地人是非常成功的因素。”

02 恒瑞的First in class如何走向國際化？

截至目前，包括阿帕替尼、卡瑞利珠單抗在內，恒瑞醫藥已經進行了多款創新藥產品的出海，但如果要做全球的First-in- class，恒瑞的研發策略是從立項就開始國際化。

“中國的市場是固有的市場，肯定可以拿到，海外市場能拿到的才是創新價值實現的最大化。”張連山坦言，因此，中國企業要做First- in- class，就需要同時考慮海內外政策。首先要保證的問題是分析西方與中國的共性與差異，他強調“所謂的First-in- class、Me- better，需要強調的是找到臨床上有一些差異化的東西，即使拿到海外也有它的優勢，所以海外開發一定要有差異化。”

在開發過程中還需要了解自己的First -in- class產品，必要的時候尋求咨詢公司的幫助，立項過程中的標準化流程也要嚴格遵守，減少盲目性。

03 生物藥集采影響有多大？醫保按照靶點談判如何應對？

已經進行的4輪集采給仿制藥企帶來巨大壓力，2021年1月28日，國務院出臺《關于推動藥品集中帶量采購工作常態化制度化開展的意見》，基本已經確定生物藥也即將進入集采，生物類似藥或將面臨“價格懸崖”。2020年12月進行的醫保談判后PD-1年治療費用降至3萬元/年，也展現了醫保對Biotech的壓力，而中國創新藥行業2020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投資熱潮。洪坦提出疑問，此種情境下，Biotech企業能否支撐今天的估值？

“很多Biotech公司已經證明了創新能力，對于他們而言，商業化和生產其實是一個大考。”吳曉濱指出，實際上，Me- too和Me- better藥物本身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真正解決臨床需求，比如將腫瘤的ORR大幅提升。

 

“帶量采購對Biotech影響有多大？企業要如何應對？”洪坦追問。

吳曉濱認為，生物藥集采的“囚徒困境”在于一個品種的賽道過于擁擠，從醫保層面而言，政策并沒有要求讓企業報出超低價，但在企業一端，價格不夠低就無法中標。因此，“囚徒困境”產生的根源實際上是在于賽道過于擁擠。

精彩對話整理：

洪坦：在中國做創新藥，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支持？

張連山：一個政策的連續性，對行業的發展非常重要。我們期望各級政府在支持創新、鼓勵創新方面按照中央的意思執行下去。

洪坦：我知道現在恒瑞有很多新藥在Global申報，國外審批和國內審批有什么差異性？在政策和審批方面，中國有什么需要改進的地方？

張連山：中美之間，監管政策已經接軌，但還是有差距。首先是時間上的差距，如果想要縮短差距，就要從監管機構的人力方面考慮，人力問題不僅體現在人數方面，還體現在能力方面。

同步研發，會使企業很好的控制和減少研發成本。同時，隨著創新前沿的風險越來越大，同步研發時，中國市場和海外市場在創新方面會形成一個閉環，對中國企業今后的長遠發展非常有利。

洪坦：中美兩地申報創新藥，在市場方面有什么好見解？

吳曉濱：中國大的監管條款和FDA差距已經很小，關鍵是落實。落實方面，2015年，國家藥監局實行藥審改革，對中國的創新藥工業功不可沒，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雖然條款政策差距縮小了很多，但有幾點還是比較重要：其一，美國政策的靈活性比較高。澤布替尼是中國第一個在美國批準的創新藥物，該藥物臨床數據都來自中國人，美國FDA檢查后發現質量做的非常好，很快給予通過；其二，真的快。從申報到批準三個月，GMP檢查、GCP檢查、材料審查同時進行，三個月審批下來我們大吃一驚。

洪坦：今天中國很多biotech公司還沒有走到像恒瑞用商業化去驗證是否成功的階段。這些biotech公司今天所講的故事是，靶點很熟，臨床一期、二期都不錯，但能不能進入Global還不知道，能不能撐得起今天的估值也是未知數，您怎么看？

吳曉濱：恒瑞是中國從傳統企業轉變成創新企業最成功的案例。恒瑞不需要證明它的商業化能力。而生物科技公司恰恰相反，能不能最好商業化？能不能做好制造？這是非常重要的大考。

洪坦：您覺得帶量采購對biotech以后影響有多大？ 

吳曉濱：集采市場上有各種傳說，生物藥是不是真的就要集采，我相信這個過程肯定是循序漸進的。這里其實有一個“囚徒困境”。

醫保局說，我來招標沒有將藥價降那么低，是你們自己降的，怨我好像有點不太公平。廠家說，我藥價不低就無法中標，我先用一個產品進去，然后用其他產品回補，這其實就是不良循環。國家反壟斷法又不能談價格，談價格又犯法。

所以，困境在那里？出路到底在哪里？我覺得可能還是生產同類藥品的企業太多，三家很良性、五家也很良性，幾十家就開始拼搏了，這可能會打破很多規矩。

洪坦：國際臨床是有風險的，那么恒瑞的國際化立項是基于什么方法？未來的立項策略是怎么樣的？

張連山：在做First- in- class的情況下肯定要考慮政策，實現海內外同步開發時，首先要保證海外，同時考慮西方和中國的共性問題。所謂的First- in- class、Me- better，要找到臨床上存在的一些差異化的東西，也就是說你一定要有差異化。

當然，海外開發也是一個非常昂貴和復雜的過程，我們在立項過程中必須是按照標準的流程來嚴格執行，盡量減少盲目性。我經常說中國的市場是固有的市場，肯定可以拿到，而拿到海外市場才能使創新的價值實現巨大化，這非常重要。

洪坦：中國的創新再往前走，技術學科有沒有機會走到產學研高度結合的局面？比如有一些基于深刻的機制理解去做一個小的分子化合物，然后一步步往前推進，做到真正的創新。

張連山：我認為這是一個過程，國家從政策層面已經從過去應用研究推向基礎研究，要支持強化生物醫藥基礎研究，然后發現藥物靶標，實現轉化。

吳曉濱：這肯定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現在已經有很多基金介入到了非常早期的階段，有的甚至早期到了大學實驗室、研究所的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