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上午9點30分，中國杭州，伴隨著一記清脆的銅鑼聲，國內癌癥早篩迎來歷史性時刻——“中國癌癥早篩第一股”諾輝健康正式于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6606.HK。

諾輝健康此次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4133倍，全球發行7,659.8萬股，國際發售與香港公開發售價最終為每股26.66港元，若不行使超額配股權，全球發售募集資金凈額約為20.42億港元，當日開盤價為76港元，比招股價26.66港元大幅高出1.85倍。

從2020年11月9日摘得“中國癌癥早篩第一證”，到今天掛牌“中國癌癥早篩第一股”，中間正好相隔100天。但對于諾輝健康來說，在癌癥早篩領域的探索已經持續了7年之久。“上市開啟了諾輝健康的新征程，初心不變，我們任重而道遠。”諾輝健康聯合創始人兼CEO朱葉青在敲鑼現場表示。

據了解，此次募資將主要用于諾輝健康旗下明星產品常衛清?的大規模商業化及進一步開發；為噗噗管?的持續銷售及營銷提供資金；并在不同人群中進行更多常衛清?和噗噗管?的臨床評估；產品研發以進一步發展公司的管線產品；潛在收購或外部引進候選產品以及一般公司用途等。

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對于諾輝健康來說，中國癌癥早篩第一證無疑是它最耀眼的光環。

2020年11月9日，諾輝健康旗下的產品“常衛清”通過國家藥品監管局批準，獲得了創新三類醫療器械注冊證，預期用途中明確，常衛清適用于“40-74歲結直腸癌高風險人群的篩查”，這是國家藥監局核發的第一張癌癥早篩產品注冊證。

和腸鏡這一腸癌診斷的金標準相比，常衛清無創無痛，通過糞便就能完成檢測，陰性預測值高達99.6%，通俗來說就是，只要常衛清的檢測結果為陰性，就能夠基本排除腸癌風險。這對于癌癥的早期篩查來說，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數字。

從世界范圍來看，全球目前共有兩個產品獲批用于癌癥早篩，另一個是美國精密科學公司2014年獲批上市的產品cologuard，同樣用于結直腸癌早篩。

“結直腸癌是最適合做早篩的癌種之一，原因就在于結直腸癌的病程很長，從息肉到腺瘤，從一期到四期，整個過程可以持續5-10年。”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國家“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首席科學家丁克峰表示，即便是結直腸癌一期，五年生存率也在90%以上，而一旦到了四期，五年生存率就只剩下10%左右。

中國一直在推動結直腸癌早篩的試點研究工作。1977年，浙大二院腸外科奠基人鄭樹教授帶領團隊，在腸癌高發地浙江海寧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社會試驗——他們對當地24.4萬人進行直腸指檢，篩查出4076名高危人群，并進行了長達20多年的隨訪干預。數據顯示，多年后，海寧的腸癌發病率下降31.4%，死亡率下降17.6%。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鄭樹教授，還是她的弟子丁克峰，都在若干年后成為了諾輝健康的醫學顧問，參與并推動了常衛清獲批前那場最關鍵的大規模臨床試驗。本質上，除了技術手段不同，這兩件事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把腸癌扼殺在萌芽階段，改寫一部分人的生命軌跡。

在得知常衛清獲批早篩第一證后，接近90歲高齡的鄭樹教授徹夜難眠。“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國家一直提倡癌癥防治的關口要前移，但沒有太好的抓手，今后這扇大門就徹底打開了。”

讓世界少幾個被癌癥拖垮的家庭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7年前。

2013年，在GE金融集團任職高管的朱葉青去往美國硅谷出差，正好趕上了一場北大生命科學院1988級同學的聚會。聚會上，同窗們閑聊起美國癌癥早篩產品cologuard的前景，當時cologuard的臨床試驗已近尾聲，圈內人都知道，拿證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

作為在場的唯一一個非醫療圈人士，朱葉青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能不能把cologuard的模式復制到國內，用中國人的基因做一款結直腸癌的早篩產品。這個提議當場獲得了另兩位校友的支持，一位是陳一友，有超過20年的腫瘤藥物研發經驗。另一位是呂寧，杜克大學微生物學博士，斯坦福大學博士后，專長于體外診斷領域。

正是這三個人，在兩年后聯合創立了諾輝健康。在這個創始團隊中，陳一友負責看研究趨勢，擔任首席科學官，呂寧負責做好產品，擔任首席技術官，朱葉青負責做大公司，擔任公司CEO。

朱葉青的母親曾是晚期胃癌患者，在協和醫院手術后奇跡康復。當時手術室外苦等的煎熬讓朱葉青一輩子難忘，也讓他切身體會到癌癥可以輕易摧毀一個家庭的安寧。

源自這個樸素的創業動機，朱葉青投身諾輝健康，希望通過癌癥早篩產品改變更多人的生命軌跡。創新工廠合伙人、前軟銀中國資本的合伙人武凱向八點健聞回憶起一個細節。那是2015年年底，他和朱葉青約在杭州西湖邊的一個茶館見面。在此之前，他對諾輝健康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已經沒有疑義，但作為投資人，他需要在點頭前的最后時刻，對創始人團隊進行評估。

那場對話進行了2個多小時，核心問題只有一個，武凱問朱葉青，已經財務自由了，為什么還要冒險創業。朱葉青回答說，為了讓世界上少幾個被癌癥拖垮的家庭。武凱被這個中年男人的真誠打動，此后，在諾輝健康的每一輪融資中，軟銀中國都沒有缺席。

當然，在和資本的博弈中，光有情懷是遠遠不夠的。一位早期投資人曾經這么評價2018年以前的諾輝健康，“他們很善于講好一個故事，因為人類對癌癥早篩的需求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可能忽略了故事背后的艱險。”

很快，決定諾輝健康命運的時刻就要來了。

要么做大，要么回家

諾輝健康面臨過兩次比較大的危機。

第一次是在2015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因為前期研發投入巨大，花錢很快，公司賬上一度只剩不到100萬現金。危機關頭，朱葉青決定拿這100萬來辦一場高端論壇，盡量淡化商業色彩，不提諾輝健康本身怎么樣，只談癌癥早篩值不值得做。

這個在旁人看來是“加速關門”的決定，挽救了早期的諾輝健康。腫瘤防治領域的重量級專家悉數出席，其中就包括了“中國腸癌早篩第一人”——曾任中國抗癌協會副理事長、全國大腸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原浙江醫科大學校長鄭樹教授，83歲高齡的她不僅出席了論壇，還做了分量很重的講話。這讓底下的投資人相信，諾輝健康具備整合行業頂尖資源的能力。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2018年，當時，常衛清已經完成產品研發，但還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前瞻性臨床試驗來驗證效果，預計要花費3-4年的時間和上億資金，這也是拿癌癥早篩證的必經之路。而差不多同時，另一家競品公司通過小樣本的回顧性臨床試驗，提前拿到了腸癌輔助診斷的三類證。

行業格局的變化，讓諾輝健康的投資人和創始團隊產生了意見上的分歧。投資人一邊倒地認為，應該放棄早篩的臨床試驗，轉而去拿一張難度更小的輔助診斷三類證。而創始團隊則堅定地認為，早篩證的價值更大，能夠在以后建立更高的行業壁壘。

為了協調各方意見，諾輝健康在杭州臨時召開了一次董事會。這是武凱參加過最壓抑的一次內部會議，據他的描述，現場都不能算是爭論，而是爭吵，在激烈爭吵了4個小時后，最終的結果是，朱葉青和陳一友不顧多數人的反對，宣布繼續推進臨床試驗。

“我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要么做大，要么回家。”陳一友回憶說。

武凱曾在會后以朋友的身份，和朱葉青有過一次溫和的溝通，他建議諾輝健康兩條腿走路，兩個證一起做。朱葉青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決定，他告訴武凱，拿輔助診斷的證沒有意義，把精力分出去不如把一件事做好。

這種破釜沉舟的決定，在諾輝健康7年的創業過程中偶有出現，但有一個原則從來沒有變過，只要是重大的商業決策，都由創始人自己拍板。在朱葉青看來，如果一個創始人對項目的認知還不如投資人準確，那是有問題的。

你敢做，我敢批

從事后來看，諾輝健康創始人們的堅持是正確的。這項名為“Clear-C”的中國首個癌癥早篩大規模前瞻性多中心的臨床試驗，在全國8個大型三甲醫院同時進行，耗時16個月，花費近一億美金，最終一組全球最漂亮的數據，證明了常衛清有實力拿下中國癌癥早篩第一證。

但過程中的煎熬，遠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它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和風險。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丁克峰全程參與了Clear-C的設計和研究，他把Clear-C形容為一個前無古人的冒險。“最大的風險就在于，這是一個前瞻性試驗。我們入組的不是病人，而是5年內沒有做腸鏡的高危人群，這就意味著你不知道要做多少例，才能夠獲得足夠的分析樣本。有可能你要做超過一萬例，只要沒有得到足夠的陽性率，你就要接著往下做。”

另一個風險來自于審批的不確定。在常衛清以前，國家藥監局沒有批準過任何一款癌癥早篩產品，沒有人知道審批標準，企業和監管部門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可即便如此，朱葉青從沒有想過放棄。這固然和他的商業直覺以及個人經歷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自信也直接來自于國家相關部門的鼓勵和支持。

在設計Clear-C前，朱葉青曾經多次求見國家藥監局主管領導，原本對方只給他留了15分鐘的交流時間，但看到他們遞交的預臨床材料后，主管領導破例談了一整個下午。那位負責人告訴他，國家從來沒有說不批早篩證，相反國家鼓勵企業申報，但問題在于沒有人愿意靜下心來做這件事，也沒有人有信心能夠拿出一個足夠優秀的結果。談話最后，他向朱葉青表示，只要你敢做，結果達標，我就敢給你批。

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2020年1月10日諾輝健康向國家藥監局提交注冊材料，2月12日收到受理通知，5月12日藥監局組織專家線上評審，9月25日諾輝向藥監局提交補充材料，11月9日宣布獲批。需要強調的是，這一系列流程都是國家藥監局在新冠疫情的嚴峻形勢下，加班加點完成的。

未來征途，星辰大海

在Clear-C所有的臨床試驗數據中，99.6%的陰性預測值是國家藥監局愿意批出癌癥早篩第一證的重要原因。這意味著，在常衛清檢測出陰性的1000個人中，只有4個人有漏診的風險，非常接近腸鏡的金標準。

這極大的解決了普通人篩查腸道健康的痛點。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預約專家腸鏡動輒要一個月甚至幾個月，腸鏡本身也是不少人“恐懼”的體驗，疫情之下去醫院也種種不便。非侵入性、居家和近乎腸鏡的準確率會讓更多高危人群接受篩查，及早地發現問題，從而降低腸癌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對于醫院來說，常衛清起到了一個“精篩”的作用，把那些真正需要做腸鏡的人篩選出來，既提高了腸鏡的利用率，也提升了高風險人群篩查的意愿。對于國家來說，癌癥早篩可以從源頭上減少社會醫療費用的支出。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統計數據，結直腸癌在癌前病變階段的人均治療成本僅為8300元，一旦到了晚期，這一數字平均高達20萬。

“在我們整個惡性腫瘤的醫療費用支出中，大腸癌是排在第一位的。”丁克峰告訴八點健聞，這個數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是因為腸癌的發病周期長，早期沒有癥狀，一旦發現往往是晚期，導致大腸癌的平均醫療費用居高不下。

這也是朱葉青對常衛清的定位。他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和輔助診斷產品不同，常衛清的應用場景一定是在院外，老百姓買了產品，自己在家完成樣本收集，快遞給檢測中心，五天后就能收到檢測報告，關鍵是降低用戶癌癥篩查的門檻，盡可能在最早期發現問題，讓陰性的受檢者放心，讓陽性的受檢者及時到醫院就醫。“醫生不用把精力花在沒有癥狀的人身上，他應該去解決生死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指出，40%以上的癌癥可以通過早篩來預防，但截至目前，全世界被批準用于早篩的產品只有cologuard和常衛清兩種，并且都針對結直腸癌。這個萬億級的市場還有巨大的想象空間。

“第一證代表了主審機關的支持，但對于諾輝而言，這只是開始。”武凱對八點健聞表示，拿到第一證，和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不能劃等號。諾輝健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說怎么把成本控制得更好，讓老百姓消費得起。比如說是不是能把早篩技術復制到其它的癌癥領域，做出第二證、第三證來。

但無論如何，癌癥早篩的夢想已經照進現實，未來的征途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