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月14日，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陳剛在其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被FBI（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陳剛是美籍華人，也是一位成就斐然、備受尊敬的科學家。他被指控電匯欺詐，未提交外國銀行賬戶，隱瞞與中國的關系，如若指控成立，他將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

這絕對不是個案。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司法部和FBI開始以知識產權盜竊、隱瞞和中國政府的關系等為名，逮捕了多位華人科學家。

截至2019年底，被查機構有71家，多達180起個案，幾乎所有涉案者都是華人，他們被指為中國竊取機密科學研究成果。

在很多案件中，他們無法以可信的罪名起訴這些科學家，往往最后是在一些稅務問題上來做出指控。

如今美國的學術界，特別是華人及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已經噤若寒蟬、風聲鶴唳。

本文來自中國一所985大學的醫學博士生鄭灶松，他曾在哈佛大學訪學，于2019年12月被FBI逮捕，并被指控從實驗室竊取癌細胞樣本，準備走私回國。實際上，后來經過檢測，他帶走的，是再普通不過的生物材料。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美國司法部發布公告稱，鄭灶松偷竊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癌細胞樣本。

哪怕在走私和盜竊罪名被撤銷之后，美國法院的官網有關鄭灶松的案件中，還保留著“偷竊”的字眼；哈佛大學校報的報道中，鄭也還是承擔了走私的惡名。

2021年1月6日，在經歷了89天牢獄生活，12次庭審之后，法院撤銷了上述指控，最后只有向海關虛假陳述一項指控成立。

隨后，鄭灶松立即回到了中國。在隔離期間，他向八點健聞講述了這1年多的遭遇，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抓捕和指控，是如何讓一個前途光明的年輕研究者迅速墜入深淵的？個人的命運是怎樣在中美關系交惡的時代洪流中被徹底改變的？

命運的轉折點

2019年12月9日，是我命運的轉折點。

那天下午，我帶了兩個大的行李箱、一個登機箱和一個書包，趕到波士頓的機場，準備回廣州參加一個面試和探親，一個月后再返回美國。

在我排隊即將登上飛機的時候，突然有幾個海關工作人員來到我面前，說想要問我一些問題，讓我跟他們走。

他們一上來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身上有沒有帶和實驗相關的東西？”我說，沒有。接著他們拋來了好多問題，比如，你是不是中共黨員，是自費的留學生還是國家公派的留學生等等。

他們陸陸續續問了很多問題后，又問了第一個問題：“你身上有沒有和實驗相關的東西？”我想了想說，“我身上沒有帶，但我托運的行李箱里有”。我在上飛機前托運了我的大行李箱，在辦理托運時一切正常，但他們再次問起了這個問題，我就想到了行李箱里我帶的體積很小的21個棕色小瓶子，那些棕色小瓶子只有一部分是和實驗相關，是我自己在實驗室做的很普通的生物材料，我要帶回國繼續做實驗用。

他們覺得我對這個問題前后回答不一致，覺得我有隱瞞和說謊的嫌疑。然后他們搜走了我的手機、電腦和護照，說要檢查我的電子設備，讓我第二天早上11點多來取。

這場問話持續了2個多小時，毫無疑問，我錯過了飛機。

按照他們的要求，我第二天去了機場，但是他們并沒有還我東西。相反，幾個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出現了，他們把昨天海關問的問題又問了一遍，我也給出了同樣的回答，這個過程持續了2個小時。

問完最后一個問題，二話不說，他們就逮捕了我，逮捕的理由是，我第一天回答海關的同一個問題前后矛盾，我在撒謊。他們的語氣和神情令我感到恐懼。

因為這21個棕色液體瓶，我就卷入了一場牢獄之災和長達1年的官司，甚至幾乎要毀掉我的學術生涯。

我記得很清楚，12月11日，也就是兩天后，我就被檢察官起訴了。當天，我就被關押在波士頓的監獄里。

我在監獄里待了87天，保釋后在家待了9個月，期間總共庭審12次，直到2021年1月6日，我的官司才真正結束。

莫須有的指控和給我定罪的媒體

我被抓進監獄后不到1個月，2019年12月30日，美國司法部發布公告，說這21個棕色瓶液體是我從哈佛醫學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實驗室竊取的癌細胞樣本。

這是一項莫須有的指控。在我被他們逮捕的當天，他們也搜走了我行李箱內那21個棕色瓶子去做了檢測。為什么檢測結果出來之前，他們就發布公告說這是我竊取的癌細胞樣本？

那份檢測報告是證明我清白的最重要的證據之一，但我的代理律師一直到2020年7月才拿到檢測報告。檢測報告的日期很明顯可以看出，早在2020年2月，檢測報告結果就陸續已經出來了，但是足足拖了好幾個月才發給我的律師。

檢測報告里面的結論很明確，那21個棕色瓶液體既不是癌細胞樣本，也不是我盜竊的，是我在實驗室做的DNA表達載體，為了回國繼續做研究用的普通生物材料。

構建表達載體是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在分子生物學、醫學研究中十分常見。而且，由于技術成熟，載體構建服務現已產業化。

這種DNA表達載體，如果在美國買，價格是70美元左右一個，并不貴，，但是如果回來重做，也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對我們這種做科研的人來說，時間是很重要的。

美國檢察官最后的庭審備忘錄也說了，DNA表達載體是將一段DNA插入基因的工具，受過生物醫學訓練的人即可構建，且價格并不昂貴，這些東西并沒什么太大的價值。

我此前口頭問過實驗室的博后和同事，可不可以把這些生物樣本帶回國，他們都覺得很常見。加上之前實驗室的其他研究人員也直接帶回過自己的生物樣本，又帶回來繼續做研究，我就沒有完全沒有想到要海關申報這回事。

但是這次出事我才意識到，生物樣本本就是很敏感的一類東西，根據美國出入境的相關規定，是需要和海關提前申請報備的。

但我因為這個沒有申報，變成了司法部和媒體口中的竊賊和間諜，經歷了長達13個月的官司和87天的牢獄之災，前所未有的網絡暴力，甚至幾乎毀掉了我的學術生涯。

我在監獄里的時候，FBI找不到可以指控我偷竊和走私罪行的證據。所以最后對我的指控并非司法部公告和外界報道的“走私”和“偷竊”，而是將對我的指控改成了：未能按照聯邦關于危險材料運輸的規定在行李中攜帶了生物材料。

我的律師很快申請駁回了這項指控，因為有關條例并不包括本身并不危險，也不含有任何有害物質的“生物材料”。

另外一個指控是，我在洛根機場向海關人員作出虛假陳述。我們要求他們出具當時的執法錄音或者錄像。結果他們說，海關人員對我的詢問的時候沒有錄音，也沒有錄像。FBI對我的詢問有錄音，但當我們要求他們出具錄音時，他們居然說錄音設備壞了。

我們本來是一直堅持要陪審團庭審的，美國的案子最后都是由十幾個公民成立的陪審團來裁定。但我當時出事后沒幾天，哈佛大學就吊銷了我的簽證，也就是說，我沒有美國的合法簽證和合法身份，屬于非法滯留。

律師和我說，如果我們堅持陪審團庭審，我們是有可能打贏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會面臨著什么問題呢，就是在我上庭之前，我可能會先被移民局帶走，關押在移民局監獄，移民局把我遣返回國，那樣的話我就沒法出庭了，而且這個過程會很久很久，估計拖個1-2年也是有可能的。美國移民局監獄新冠疫情十分嚴重，一旦被關進移民局監獄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非常高。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所以律師最后給我的建議是，承認對海關做出了一次虛假陳述，在我被遣送回國后至少10年內，我將不能入境美國。這是他們最想看到的，因為這樣等于說他們就沒有辦錯什么事情。

在2020年12月份的時候，我們和對方達成協議，最后的罪名只有一項——向海關人員作出虛假陳述。

雖然曾經加諸在我身上的走私和偷竊的罪名早已撤銷，但美國的媒體早已將我定罪。

2019年12月，第一次出庭申請保釋時，當天來了20多家美國當地媒體，所以網絡上鋪天蓋地的報道都是關于我如何盜竊了實驗室的癌細胞樣本，給我扣上了“偷盜”這樣的罪名。

2020年3月剛從監獄保釋出來，回到波士頓所在的公寓后，我還是沒忍住，第一件事就是上網搜索了國內媒體報道我的文章，看了一下文章后面的評論，不出意料，評論里也都是罵我的，說我這種偷盜行為膽大妄為，學術不端，丟中國人的臉等等。

如今，那些曾經加在我頭上的罪名早已撤銷，但是已經沒有人關注了：

美國法院的官網有關我的案件中，還仍然保留著我“偷竊”等字眼；哈佛大學校報的報道還將走私的罪名扣在我頭上。

87天在美國監獄的日子

12月11日，是我人生第一次進監獄。我被獄警帶到了一個兩人間。

進了房間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我瞬間就崩潰了，哭得稀里嘩啦。旁邊的黑人獄友，還過來安慰我，讓我不要太傷心，“一切都會過去的”，他在這里已經待了一陣子。這個監獄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只有少數亞裔和白人。

我試圖從崩潰的情緒中走出來。每天我唯一的期待，就是和妻子20分鐘的通話時間，我想知道申請保釋的進展到什么地步了。

2019年12月18日，法庭同意我保釋候審。然而，在12月18日至12月19日晚上，監獄里唯一可以向外界溝通的有線電話全部壞了。同時，十多名FBI荷槍實彈的搜查了我住的公寓，斷章取義我舍友的證詞，并以我有可能逃回中國為由上訴，要求不允許我保釋候審。法官居然相信他們的上訴理由，拒絕了原本同意的保釋。

后來，我被分配到了一個大通鋪，70個人住在一起。這里面環境很差，有點像我之前看過的美劇《越獄》中的監獄里的環境，亂糟糟的，但是打架斗毆的事情很少，獄友偶爾會聚在一起聊天。

我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直到監獄電視里播放的一條新聞，讓我終于意識到，我的案子沒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簡單。

那天，我和獄友在監獄房間里看電視，新聞里說，美國FBI逮捕了哈佛化學系主任，說他沒有如實披露與中國高校關系，提供了與中國一所大學的虛假資金關系。我當時很震驚，他可是美國非常頂尖的一個化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更讓我震驚的是，我也成了那個新聞里的主角，新聞主播說，FBI抓了幾個中國間諜，其中就有我和他。

你們能想象一下，我在美國的監獄里面，一個美國電視新聞主播說我是一個中國間諜嗎？我能不緊張嗎？懵了，弦一下子就緊繃了。

我之前只偶爾聽說過一些在美國教授和科學家被指控是間諜，被帶去調查，從來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我身上，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醫學博士生。后來，我搜了很多資料才知道，這幾年，這類事件在美國很普遍。

比如，2019年，FBI對與中國相關的生物醫學知識財產權盜竊案進行了大規模調查，截至年底，被查機構有71家，多達180起個案，幾乎所有涉案者都是華人，他們被指為中國竊取機密科學研究成果。

去年疫情期間，從3月到6月，美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發起了一個調查，使包括MD安德森癌癥中心、埃默里大學在內的至少54名教授、學者被開除與辭退。24人被起訴判刑，還取消了77名研究者的補助、或贊助資格，有10多名與這些科學家有關系的研究人員被驅逐回國。

這種拉網式審查的規模令人不寒而栗。好多案件中，他們至今無法以可信的罪名起訴這些科學家，往往最后是在一些稅務問題上來做出指控。

我每天就等著出房間和我妻子通電話，因為很多人排隊，所以一天只能通兩次電話。監獄里的時間太漫長了，而我一直沒適應這樣的生活，也很少和周圍人說話。我讓我妻子給我寄過來一些書，她一下子給我寄來了好多，我在監獄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看完了一本專業相關的學術書籍，還有中國歷史相關的書。

這一待就是87天。2020年3月6日，在代理律師的幫助下，我終于被保釋出獄了。這87天，檢察官并沒有找到什么證據，比如最初指控我偷實驗室的癌細胞樣本，實際上，那都是我自己做的，不是偷的，也不是什么癌細胞樣本。

但我開始了另一個漫長的等待，保釋階段，在家里待著，不能出門。保釋后我只能待在我的公寓里面，我不能夠走出我的公寓，有GPS監控器，別人可以來看我，但是我不能出去，但至少是恢復了一定的自由。

這段時間，我自己還寫了一篇論文。我當時不能做實驗，就只能利用公共數據庫的東西進行分析。后來那篇論文發在歐洲放射學雜志上面。

我依然處處謹慎，聽了律師的話，不敢和哈佛學校的實驗室同事以及導師聯系，也不敢和國內的導師和同學聯系，害怕再有欲加之罪。

美國的代理律師都驚訝于司法系統的刁難

從我進監獄起，妻子就一直為我的案子奔波，這其中最難的一件事，就是為我的案子找到一個合適的私人律師。

我和妻子是大學本科同學，我們研究生畢業后就結婚了，還一起念了博士，一起申請去美國聯合培養，有她一直陪伴，很幸福。2018年我們一先后來了美國，我在波士頓做研究，她在馬里蘭做研究。

而這次我出事，幸虧有我妻子，不然我不可能被保釋出來。

實際上，每個案子，法庭都會給被告人指派一個公派律師，但是那個代理我案子的公派律師非常忙，他沒有太多時間能夠花在我的案子上面，我第一次申請保釋失敗，也就是剛被抓進去那會，我和妻子就決定去找一個私人律師。

她通過各種渠道幫我找私人律師，比如她所在學校法學院的同學，我們大學的美東校友會，還有網絡。我妻子和這些律師一個一個當面聊。

一直遲遲定不下來律師的主要原因，是收費太高。我和我妻子都還沒有正式工作，對于我們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說，這絕對不是一筆小開銷，我從小家庭條件不好，母親沒有工作，父親從事水產養殖，我讀碩士的時候父親得癌癥就去世了，我的家人不可能拿得出一大筆錢付律師費。

有些律師收費高到你一個普通家庭是接受不了的，有律師估算了一下，整個案子預計花費要達到50多萬美元。

找了好一些律師后，后來我妻子終于找到了現在代理我案子的律師Norman和David，他們是波士頓當地比較優秀的律所，收費不算太高。但即便如此，兩位律師收費大概一個小時1200美元。我們當時和他商量了，每個小時按1200美元算，同時定了一個收費上限，20萬美元。

之所以會定一個上限，其實律師自己是有判斷的，我這個案子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大案子，是一個簡單的案子，而且他覺得我是被冤枉的，被污蔑的，會更愿意來幫你，所以在談價錢的時候，他已經做了讓步。

Norman接手我的案子的時候，就問過他的一個多年朋友，是一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那個教授告訴他，很多科研人員為了實驗方便都會帶實驗材料的。不止是中國人這么做，美國人，歐洲人，全世界的科研人員都這么做。但這些材料都是沒有侵犯知識產權，沒有涉及商業機密的。當時這個教授還答應，如果真的到了陪審團庭審，他愿意出庭作證。

我們好不容易湊了錢請了私人律師，檢察官當庭說我們的錢來源不明，有可能有某種力量在后面支持我，這種力量有可能來自中國政府。

上庭的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說感受最深刻的，是司法的天枰是傾斜的，所以即使律師為我做了很好的辯護，有時候也是非常無力的。

比如，僅僅因為我是公派的留學生，檢察官就推斷說我可能是個間諜，說我飛回中國之后可能就再也不回來了，有可能通過墨西哥邊境跑了。這些理由在我聽起來是很荒謬的，但是法官說有可能，所以就不讓我保釋了。

這場持續了近1年的官司，我的代理律師他自己都很驚訝，為什么檢察官要這么刁難我？我當時為了保釋，總共出庭了8次之多。他說，他之前經常代理殺人案，強奸案，都是罪行比較嚴重的案子，但是申請保釋的過程都沒有這次復雜，也不用當事人出庭這么多次。

更不能理解的是，雖然我在2020年3月被保釋出來了，但我被軟禁了，我只能待在家里。律師和我說，這跟我這個案子的嚴重程度不符合，所以他一直都覺得，這里面存在很明顯的種族歧視。

被永久改變的

雖然現在已經撤銷了對我偷竊和走私的指控，我也已經回到了國內，但我知道，有些事情被永久改變了。

如果國內學術界選擇相信美國FBI和司法部編織的謊言，那我可能在國內的學術圈呆不下去了。盡管我從來沒做這些事，但負面影響已經造成。

國內報道當時都很負面，大多根據當時FBI和美國司法部的指控寫的。而我這次審判結果出來了，卻很少再有人報道，大多數人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我被抓的那段時間。

如果沒有出現這個事情，其實我還是挺順利的。如果我去年順利回來，沒什么事情發生的話，我現在已經畢業了、留校或者去其他地方從事科研，也有可能做臨床醫生。

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妻子前不久還問過我，我會考慮去公司嗎？她問這個問題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學術機構還是很介意這種輿論。

當我最近在線上面試工作時，總是繞不開曾經被FBI逮捕的那次新聞，面試者通常會把這樣的問題拋過來，我想我似乎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帶著這樣的烙印繼續我的工作和生活。

除了對我學術生涯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件事在這1年多的時間，給我和我妻子的家人也帶來了巨大的陰影和壓力，讓他們長期擔驚受怕。

還有破碎的人際關系。我失去了很多，也逐漸理解了真實世界的殘酷。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你就覺得這種事情很遙遠，概率也很低，但是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很現實的問題。

在我庭審期間，檢察官一直指控、推斷我打算潛逃回中國。但事實上，我當時買了從美國回國的機票，也同時買了半個月后從國內回美國的機票，有行程單為證，而且我當時還有一個人證，就是我本科一個關系特別好的同學。

我本來打算回國面試然后回美國和他合租，搬到一起住，此前我們已經口頭確定了這件事，因為原本和我合租的室友很快要回國。于是我就想到了他，我的律師想讓他出庭說一下這個事情，證明我是沒有潛逃回國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出庭作證，他拒絕了。我妻子和他說，你可以不出庭，你可以寫一份類似于書面的證明，他也拒絕了。他覺得是我影響了他，給他們帶來了不安全的因素。

這件事情對我我造成的傷害已經遠遠都不可磨滅，其實我好長一段時間都在做噩夢。

我能調整過來，最大的動力還是得有家人的支持。尤其是我妻子，非常非常支持我，也非常非常相信我，沒有她當時幫我弄保釋，我是絕對不可能出來的。但我正在試圖用我的韌性和意志去消解它，化解這些傷口。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中國教授，訪問學者在美國經歷我剛經歷的事情。他們還未能順利回家。希望輿論能支持他們，讓他們在絕境中能看到希望。

如果未來有機會，我可能會詳細寫下這段不堪的經歷，讓大家看看，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各個方面受到怎么樣的歧視和對待，這個世界原來是多么荒謬。

鄭灶松|口述

吳靖|撰稿

徐卓君|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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