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一直存在于世界聲音中，與其隨之相伴的話題則是道德倫理。

近日，“代孕棄養”事件將鄭爽卷入輿論漩渦，也讓“代孕”這一在中國并不見光的產業，被放到聚光燈下，在網絡上引發了關于道德、人權、法律的廣泛討論。

代孕是指在體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將其植入代孕母親子宮內，由代孕母親替人完成懷胎和分娩的過程，屬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

雖然目前商業代孕在包括中國在被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受到限制，但有需求就有市場，在一些人群中受到了歡迎。

鄭爽代孕所選擇的美國，就是對商業代孕最開放的國家之一，目前美國共有47個州允許合法代孕，許多代孕中介機構與組織也應運而生。這些中介機構集中在代孕合法州，比如鄭爽孩子所出生的內華達州與科羅拉多州，可以提供代孕的“全產業服務”，除了美國人，也會有很多像鄭爽這樣的海外客戶慕名前來。

包括像湯姆·戴利（Tom Daley）和達斯汀·蘭斯·布萊克（Dustin Lance Black），坎耶·韋斯特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和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這樣選擇了代孕生子的知名人士也不在少數。

有數據顯示，早在2018年，美國代孕的市場規模就超過了55億美元，輔助生殖技術上的進步是一方面，但真實的需求才是支撐起這樣龐大市場規模的基礎——無論是無法自然懷孕的夫妻，還是渴望家庭的同性伴侶，以及希望成為單親父母的單身群體，都有正當的理由選擇代孕。

中國也是這一新興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還在快速增長。這一點從一些中介機構聘請會說中文的工作人員、設置中文網站便可看出——雖然解開這個面紗的事件并不體面。

不過總體而言，在美國，代孕是一個正當的行業，也受到法律的規范和保護。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明確要求，每一位代孕者必須在代孕前接受心理評估、性格測試和傳染病檢查，如果是已婚女性，其配偶也將接受傳染病檢查，他們的血液樣本將通過各大醫院和診所直接送檢。

除了審查嚴格外，美國代孕法還明確規定，代孕所生的孩子依照協議，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屬于委托客戶，在代孕合法州，孩子出生后就可在出生證上直接寫上委托父母的名字，從而避免了繁瑣的收養手續，杜絕孩子歸屬權的糾紛。

美國代孕法規定，一旦代孕開始，委托客戶的資金將存放于律師管理的托管賬戶內，代孕機構、代孕母親、醫院、委托父母都沒有權利去使用存放在該賬戶里的資金，律師依照協議和法律定期從該賬戶里提出一定金額發放給代孕母親，如果妊娠中止，剩余金額將退還給委托父母。

有著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與醫療體系的美國代孕產業存在的唯一缺點便是代孕價格非常高昂，一般來說，在美國代孕的總體花費在10萬-15萬美元（約64萬-97萬人民幣）之間，其中包括中介費、律師費、卵子捐獻者補償金、代孕費和醫療費用等。

而美國普通的健康保險并不覆蓋治療不孕不育的相關的高額的醫療費用。因此在美國，許多大公司都將補貼代孕的相關費用納入了為員工提供的福利。Progyny就是為員工提供生育福利的大型企業之一，截至2019年底，Progyny擁有80多個企業用戶，覆蓋了150多萬員工。其中最大的前三位客戶是谷歌、亞馬遜和微軟。

相比之下，另一個代孕產業大國——烏克蘭，就相較美國在代孕費用方面便宜很多，全程費用大概只需要4萬歐元（約31萬人民幣）左右。但是，雖然烏克蘭規定了商業代孕的合法性，卻并沒有通過法律和決議來規范代孕細則，比如哪些群體可以進行代孕、客戶是否有國籍限定、代孕母親的合法權益等。

代孕機構競爭激烈

據「DoNews」了解，在烏克蘭代孕并不違法，但對代孕雙方的權益均沒有法律保護，2020年就曾有消息爆出，有部分代孕寶寶由于疫情原因滯留在烏克蘭。

根據烏克蘭《家庭法》,為不孕不育夫婦代孕是合法的，孩子的父母身份與代理孕母及精、卵的捐獻者無關。因此，烏克蘭也成了世界上公認的代孕案例數量最多的國家，素有“歐洲子宮”、“代孕之都”之稱。

2015年以來，隨著泰國、越南、印度等多個亞洲國家宣布禁止向外國人提供代孕服務，烏克蘭的代孕需求迅速激增，其也由“歐洲子宮”變成了“全球代孕中心”。

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全世界約有3000對夫婦在烏克蘭代孕，約有1500對到2000對是來自中國的患者。2020年4月，第2003屆的“世界小姐”冠軍羅珊娜·戴維森最近在個人主頁上宣布，她和丈夫韋斯·奎克通過在烏克蘭代孕獲得了一個女兒。

在烏克蘭，成為代孕媽媽的廣告遍布公交車和地鐵。

代孕母親的母親多為農村或小鎮等地區的貧困年經女性，要求必須至少有一次健康的生育經歷。一個代孕母親成功生下一個健康嬰兒大概可獲得1萬-1.5萬美元的酬勞以及每月250至300美元的津貼，其中僅津貼總額一項就與烏克蘭的人均收入持平。

在代孕母親由醫生最終確定后，客戶才可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選擇，代母也不能主動與客戶聯系。成為代孕媽媽之前，她們要進行各種健康檢查，并會見心理學家和律師，說明是否有其他病史，胚胎移植成功后代母便可回到自己家中生活。

目前，烏克蘭大約有59家持證的代孕機構，其中規模最大最為知名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BioTexCom。據悉，在烏克蘭每年大概有2500到3000名嬰兒通過代孕手段出生，而通過BioTexCom出生的大約就占了三分之一，該機構的年營業額也高達3000萬歐元（約2.3億元人民幣）左右。近兩年，該機構被爆出文件作假、逃稅等種種丑聞。

2015年，納迪亞建立了烏克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胚胎遺傳學NGS實驗室，使用高通量NGS技術（ 主要是進行DNA分子序列測定）進行三代試管嬰兒的PGS（PGT)系列染色體和DNA檢測。據了解，這是烏克蘭唯一成功開展第四代試管嬰兒技術的醫院。

目前全球已出生的16例四代試管嬰兒中，11例出生于納迪亞生殖醫學診所，而成功率是檢驗生殖醫院的基礎，有相關數據顯示，納迪亞在所有年齡段的患者中，平均每次胚胎移植的成功率為51%。

烏克蘭各個代孕機構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從外資醫院一家獨大，到烏克蘭政府干預打壓外資醫院，再到烏克蘭本土醫院明爭暗斗搶占市場，最后出現Lita醫院這樣的寡頭巨鱷，利用雄厚的資金瘋狂收購整合，挖角烏克蘭最好的醫療團隊，整合最好的醫療資源搶占市場份額，目前看來頗有行業壟斷之勢。

去烏克蘭尋求代孕的大部分客戶中，70%為國際客戶，其中中國客戶占總客戶人數的三分之一。

由于中國客戶涌入，導致代母供不應求，不少在烏克蘭的患者需要等待半年才能匹配到代孕媽媽進行胚胎移植。為了減少疫情對中國客戶造成的不便，烏克蘭政府于2020年8月批準了中國公民的免簽證旅行，該政策將持續到今年1月底。

中國客戶“攻占”烏克蘭

盡管商業代孕在烏克蘭屬于合法范疇，但該國相關法律仍然對代孕服務的申請人群作了硬性要求。

根據規定，在烏克蘭申請代孕服務的人群的必須是擁有婚姻關系的異性夫婦且女士需要提供不孕不育的醫療證明并進行公證。除此之外，單身人士以及同性伴侶的代孕合約則不受當地法律保護，這就導致后者有可能面臨得不到孩子監護權的風險。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通常中介或代孕機構會建議甚至協助申請人辦理假結婚以達到申請條件，然后讓其在卵子/精子庫中挑選一位優質的捐贈者，一切準備就緒后，剩下的就是幫客戶尋找一位合適的代母開始整個代孕過程。

其實，與烏克蘭相比，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康乃狄克州等部分代孕合法州對單身人士和LGBT人士（一般指同性戀）要友好許多，當地法律不僅承認該群體代孕需求的合法性，甚至還建立了專門的代孕機構只為這幾類特定人群服務。

雖然美國的代孕服務對象更為廣泛、法律方面也更有保障，但仍然有大量客戶寧愿冒險也要選擇烏克蘭，這主要是因為對許多資金并不十分寬裕的客戶來說，烏克蘭在價格方面的優勢要遠勝于其可能帶來的風險。

作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烏克蘭的代孕相關費用在全球范圍內都可以算得上相對便宜。以上文中提及的代孕機構BioTexCom為例，其官網顯示該機構根據不同規格的服務提供了4種不同類型的套餐：代孕一次嘗試套餐、代孕標準套餐、代孕標準+套餐以及代孕貴賓套餐，價格分別為3.2萬、4萬、5萬以及6.5萬歐元。

對比之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家代孕機構Conceptual Options的費用則要昂貴許多。

根據其官網介紹，在美國加州，代孕費用通常不是一個固定的價格，而是試管醫療、捐精/捐卵、代母、律師、保險、代理、生育以及客戶在美國衣食住行等所有費用的總和。

其中，除去第一項（2-4萬美元/周期）和最后一項費用，該機構預估的最低費用就高達12萬美元（10萬歐元）。另外，該機構還在費用說明中補充道，“總而言之，20萬美元（16.5萬歐元）左右的總預算會讓您有更多選擇并且有一定的抗風險能力”。

很明顯，在這輪價格懸殊的對比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去烏克蘭代孕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于價格相對“低廉”，加之烏克蘭是為數不多的可以為外國人提供合法代孕的國家之一，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烏克蘭作為尋求代孕服務的第一選擇。

而隨著全球的代孕需求日益火爆，烏克蘭代孕機構的相關服務也已經供不應求。去年9月，BioTexCom已經暫停了與來自法國、荷蘭、墨西哥、希臘、韓國、日本等17個國家的客戶簽訂合約，而官方給出的理由是“由于診所的代孕服務需求太高，為了避免出現客戶簽約之后排長隊的情況，所以只能被迫暫時推遲與來自上述國家客戶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17個國家中并不包括中國。相反，從烏克蘭近期的相關政策來看，當地政府和機構已經將中國客戶作為主要服務對象。

代孕產業的風險漩渦

在2018年BBC的一部紀錄片中，一位專注代孕事業的人士就表示，“過去兩年，到烏克蘭尋找代孕者的需求增長了大約1000%”。

雖然官方沒有準確的數字，但是CNN的一項數據稱，現在在烏克蘭每個月似乎就有“數百”個嬰兒通過商業代孕出生。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眾多女性開始嘗試代孕工作，也走進了風險的漩渦中。

從事這一工作，對于烏克蘭代孕媽媽來說意味著是一場“豪賭”，有可能是數萬美金的收入，也有可能是竹籃打水。它的不確定性首先來自健康方面，雖然在代孕前會經過一定程度的健康檢查，但代孕期間依舊有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身體問題。

為保證代孕的成功率，代孕媽媽通常會“攜帶”多個胚胎。《英國醫學雜志》稱，多胞胎會增加剖腹產的風險，住院時間更長，還會導致妊娠糖尿病、胎兒生長受限、先兆子癇和早產。另有研究數據稱，用于胚胎移植的藥物利普隆(Lupron)會使代孕女性面臨顱內壓增高的風險。

而因為法律、規范模糊等各種原因，絕大多數代孕者因身體原因導致代孕失敗，甚至身體出現健康問題后，幾乎拿不到任何酬勞和補償。

代孕媽媽的風險還來自心理的煎熬。據《伊朗生殖醫學雜志》一份對8位代孕母親的追蹤研究稱，代孕母親對她們所懷的孩子有著重要的情感依戀。研究人員總結道：“代孕母親懷孕應該被認為是一種高風險的情感體驗，許多代孕母親可能會因此面對糟糕的負面經歷。”

在烏克蘭要成為一名代孕媽媽，就要先擁有至少一個孩子。因為這樣可以減少代孕媽媽對孩子的依戀，而這并不解決本質問題。

在美國等發達地區，多數代孕機構中都會要求配置心理醫生為代孕媽媽做心理輔導，而在烏克蘭還沒有這樣的“服務”。

外媒評價，烏克蘭代孕媽媽更像是“機器”，絕大部分烏克蘭代孕媽媽在生下孩子后都會被機構帶走。在BBC的記錄片中，一位名叫“嘉娜”的代孕媽媽回憶，“寶寶一出生就被帶走了，只剩下自己一人筋疲力盡的躺在床上。”

一位烏克蘭代孕媽媽說，“我現在做代孕是為了今后我的孩子不再從事這一工作。”

在代孕媽媽之外，有健康缺陷的代孕嬰兒也成為這一產業鏈的受害者。當新生兒出現健康缺陷時，絕大多數生物意義上的父母并不會接納他們。他們或被拋棄，或被進行兒童買賣。

由于各種問題的出現和潛在風險的威脅，烏克蘭相關部門目前正在討論是否將立法禁止為外國人代孕。

在商業的巨大利益和倫理道德的拷問之間，代孕這一“產業”或許永遠不能被置于陽光之下。

在國外某反代孕論壇上，有人寫到，“我們反對代孕，是因為我們相信嬰兒不是用來買賣的商品；我們反對代孕，是因為我們相信嬰兒應該被受孕，應該通過父母的愛結合“生”出來，應該認識他們的父母；我們反對代孕，是因為我們反對貶低和奴役女性。”

【本文作者李昊原、翟子搖、何菲菲、翟繼茹，由投資界合作伙伴微信公眾號：DoNews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系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投資界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資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