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互聯網醫院在2020年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截至2020年10月，全國已有近900家互聯網醫院，而2019年同期的數據為269家。在疫情催化下，互聯網醫院建設速度空前，公立醫院大量進場。公立醫院在醫療服務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公立互聯網醫院也成為不容小覷的力量。

衛生服務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需要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在互聯網醫療領域，公立互聯網醫院的政府作用更突出，而企業主導的互聯網醫院則是市場機制發揮更多作用。因此，雖然二者都能直接對大眾提供醫療健康服務，但發展邏輯有較大差異。

基于上述考慮，動脈網在2020年度盤點中將二者加以區分，并從不同角度去觀察這一年的變化。本篇重在聚焦公立互聯網醫院，其發展過程主要顯現出這些特點：

1、政策連續性加強、落地周期縮短

2、參與角色向上至頂級醫院、向下至基層

3、互聯網醫院帶來途徑、質量和成本變化

4、服務量、服務內容等將產生三大趨勢

政策連續性加強

政策是公立互聯網醫院快速發展的直接因素。2020年，互聯網醫院領域總共出臺56條政策，連續性強、落地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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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基調：壯大新業態新模式

國務院辦公廳文件中與互聯網醫院相關的內容，來源：國務院政策文件庫，動脈網制圖

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兩次發文提到互聯網診療，并將其界定為消費新業態；要求進一步放寬互聯網診療范圍，大力推進新業態，完善對新業態的包容審慎和監管。結合兩次文件的整體內容看，新業態的定義意味著互聯網醫院不僅僅是一項便民服務。相比起2018年的定調政策，兩個文件更加肯定了互聯網診療服務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具有更強的產業發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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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推動：三個階段依次遞進

國家衛健委和國家醫保局圍繞疫情防控需求，出臺了大量促進互聯網醫院落地的政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看：

2-3月，在疫情防控的緊急狀態下，國家衛健委兩次發文，鼓勵互聯網醫院、互聯網診療服務，以降低線下就診交叉感染風險。國家醫保局將符合條件的“互聯網+”醫療服務費用納入醫保支付范圍，鼓勵定點醫藥機構提供“不見面”購藥服務。

5-6月起，疫情進入平穩狀態后，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總結疫情期間的有益經驗，推動互聯網診療與互聯網醫院發展，支撐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

11月，醫保政策迎來重大突破，國家醫保局發文，制定了互聯網醫療服務納入醫保的詳細方案，互聯網醫療醫保支付進入實操階段。

三個階段依次遞進，政策具有較強的連續性。

國家衛健委和國家醫保局政策梳理，來源：政府部門官網，動脈網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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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跟進：醫保政策落地加快

地方層面，動脈網共梳理出2020年出臺的43條政策，其中29條與醫保支付相關，這對醫保政策落地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地方政策類型分布，資料來源：各地衛健委、醫保局官網，動脈網制圖

各地互聯網復診收費標準和報銷標準，資料來源：各地醫保局官網，動脈網制圖

按照規定，互聯網復診由不同級別醫務人員提供服務，均按普通門診診察類項目價格收費。因此，各地制定的互聯網復診價格均以醫院等級來區分。價格標準中，北京完全執行了線下普通門診價格，報銷政策也與線下相同。上海、浙江、江蘇、天津、四川、廣東、寧夏等地已率先開展在線問診及線上購藥對接醫保的工作。這表明，政策落地周期正在縮短。

地方的指導和監管政策方面，各地持續對互聯網醫院準入和管理進行細化。在如何界定復診、如何平衡醫生線上線下執業關系等關鍵環節，海南規定了復診的6個條件，滿足之中之一即可。江蘇對醫生線上執業的態度最為開放，只要醫生不影響線下醫療機構的正常工作，在院內、院外，上班或下班狀態，均可在線接診。

銀川則出臺了全國首個互聯網診療服務規范。由于銀川在探索互聯網醫療三年多的時間里，也發現了一些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制定了相應規范。規范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合理使用、線上醫生接診時限、投訴和差評處理等做了細致的規定。

參與角色增加

在政策鼓勵、疫情防控需求的雙重驅動下，2020年公立互聯網醫院呈現出向上至頂級醫院、向下至社區醫療機構延伸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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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醫院熱情提升

實際上，自2018年互聯網醫院政策出臺以來，公立互聯網醫院就逐漸增多。不過，2020年以前公立互聯網醫院區域分布特征明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等地建設較早，數量也更多。2020年，聚集了大量優質醫療資源的北京、上海等地也加快互聯網醫院的參與腳步，大量頂級醫院加入其中。

開通互聯網醫院或互聯網診療服務的100強醫院，來源：公開資料，動脈網制圖

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國100強醫院中（按復旦版醫院排行），已有71家開通互聯網醫院或互聯網診療服務。

例如，北京協和醫院2020年2月開通線上咨詢，5月開通互聯網診療，截至10月31日，完成13萬例線上咨詢，線上診療服務了9213名患者。其中，臨床營養科8月份上線后，逐漸將線下的PICC導管門診的患者全部轉移到線上門診，完全取消了線下門診單元。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于2020年2月上線互聯網醫院，并在3月2日就完成信息系統研發、與醫保端口對接等工作，成為上海市首家實現醫保在線支付的三級綜合互聯網醫院。由此，只要3個月內有過華山醫院的就診記錄、符合慢病相關診斷，就能在線復診配藥。運行10個月后，華山醫院互聯網醫院的就診量達到16000人次。

對頂級醫院來說，互聯網醫院不僅能為患者帶來更便捷的服務，也能對患者進行分診、分流，便于高效配置醫療資源，將自身的優勢資源充分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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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機構緊跟步伐

疫情期間，杭州、溫州等地的基層醫療機構開通互聯網診療，簽約患者在線復診還可醫保報銷。

2020年4月，上海市靜安區彭浦新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通上海首家社區互聯網醫院。彭浦新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輻射范圍廣，信息化基礎好，互聯網醫院依托靜安區政府信息平臺搭建，開展網上復診、送藥上門服務。

基層醫療機構開展互聯網診療，受門診量、信息化水平、資金等方面的限制，主要以接入區域平臺的方式出現，單獨搭建平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不高。遍布全國各地的基層醫療機構承擔了分級診療、公共衛生服務中的重要作用，互聯網如何鞏固基層在基礎醫療服務中的作用，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途徑、質量和成本的改變

動脈網曾提出“醫療不可能三角”模型，用于分析醫療領域的創新。該模型認為即：在一個封閉的體系里，增加獲取服務的途徑、提高醫療服務質量、降低醫療成本增長率，這三者實際上是存在矛盾的，三者之間不能在同一個維度內達成均衡，達到均衡的前提是從外部引入新的增量。

那么，互聯網醫院是否可能成為公立醫療體系新的增量，帶來三個方向的獲益呢？我們將在本文中通過數據與案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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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途徑增加，利用率還較低

互聯網醫院一般以APP、小程序、微信公眾號為入口，與面對面提供服務的方式相比，這很顯然增加了患者獲取服務的途徑。不僅如此，部分醫院在醫生端也開通了移動接診功能，醫生還能在碎片時間與病人交流，即醫生提供服務的途徑也增加了。

通過新途徑，互聯網醫院已為患者提供了大量醫療服務。

在武漢，互聯網醫院尤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疫情暴發后，武漢市第一醫院加速互聯網醫院建設。疫情防控常態化后，其線上問診量一直處在穩定的上升中。截至12月4日，武漢市第一醫院互聯網醫院共開設線上科室39個，上線醫生656名。線上問診總量達到62761單，開具處方總量22062個，配送藥品合計17951單。

由于病種特殊，患者復診率高，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互聯網診療服務也獲得了快速發展。2020年7月，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互聯網診療官宣上線，截至2021年1月8日，共有31個科室185位醫生上線服務，單日互聯網診療量最高423人次，最高達到整體診療量的30%；6個月時間，醫院累計完成超過41886例患者的線上復診，開出處方13538張，檢驗單59832張，檢查單50493張，互聯網診療醫療收入6012萬元。

可以看出，與線下門診相比，互聯網醫療服務已經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部分取代作用。

當然，個體能展現的情況是有限的。我們也梳理出了部分區域的整體服務量。

多地線上線下服務量，來源：央廣網、《2020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動脈網制圖

如上表所示，各省份互聯網診療量在數萬人次至十余萬人次之間，復診處方也在數萬張至十余萬張之間。從宏觀層面看，各地互聯網醫院服務量與一年上億人次的線下門急診量相比，規模還相當小。

復旦大學醫院管理研究所所長高解春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有兩類就診可以在網上完成。一種是慢性病患者開藥，比如每個月需要去配藥。這些病人大約占大醫院就診患者的30%左右。第二類患者是初診后做了檢查、還要去給醫生看報告的情況。初診時已經做了問診，后面看報告給處方，是可以在網上進行的。這兩類患者加在一起，占目前大多數公立醫院每天服務量的將近40%。

如果以上述比例來衡量，盡管2020年越來越多新渠道被互聯網醫院開辟出來，但這些新渠道的利用率還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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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透明度增加，促使醫療服務質量提升

就常見病、慢病復診來說，互聯網醫院將線下診療路徑復制到線上，與線下保持同質化診療水平。從更多維度來看，醫療服務是可以在互聯網化的過程中提升質量的。

在醫療服務市場內，存在多個參與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最為典型的是其中三組關系。

首先，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患者缺乏專業的醫學知識，難以精準判斷自己需要接受哪些治療。而醫療機構掌握了專業知識，能夠決定醫療服務的數量和質量。

其次，需求方與籌資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本文分析的范疇中，籌資機構主要指醫保部門。在這組關系中，患者雖然了解自身的疾病癥狀，但對疾病治療有不確定性，在有醫保支撐的情況下，可能選擇過度服務，導致醫保承擔超出常規的費用。

最后，供方與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線下場景中，醫療服務全流程并不會被實時記錄，主要以病歷的形式留存，過程中可能存在信息缺失，也就可能導致監管部門在管理時無法獲得真實、全面的信息。

互聯網醫院建設范圍的擴大，能夠有效改善上述信息不對稱的狀況。

例如，互聯網醫院展示了醫生擅長的疾病領域、接診量、患者評價等，部分甚至配備了AI導診功能。患者就醫時，可以根據這些信息綜合判斷如何選擇醫生。供需雙方信息更加透明，不僅能夠倒逼醫生個人提升醫療服務質量，還會讓醫療機構更加注重服務流程優化、進而獲得更好的患者口碑。

針對后兩組關系，2020年，醫保新規規定了互聯網診療醫保報銷的6個基本條件，強調患者真實身份驗證、診療全程可追溯以及與醫保信息系統數據交換等。新規還要求，醫保經辦機構要綜合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使用醫保智能審核監控系統對“互聯網+”醫療服務費用結算明細、藥品、耗材、醫療服務項目和門診病歷等信息進行實時監管。

此外，截至2020年10月，全國已有30個省份建成省級互聯網醫療服務監管平臺。互聯網醫院接入平臺、上傳數據并接受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的實時監管，還開展執業的基本條件之一。

互聯網突破空間的特性讓實時監管成為可能，利用技術手段實現全程記錄、全程可追溯，又讓事后監管能掌握全面、真實的信息，無論在患者和醫保部門之間，還是在醫療機構和監管部門之間，都大大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各個參與方之間的信息更加通暢，不規范診療行為無處遁形，最終將促進醫療服務質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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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成本降低，醫院成本變化有待驗證

本文從兩個角度來看待醫療成本，一是醫院付出的成本，二是患者付出的成本。就目前互聯網醫院所處的階段而言，其對患者成本的降低作用明顯，對醫院成本的降低暫不明顯。

降低患者成本方面非常直觀，由于患者可通過互聯網復診，付出的時間和交通成本幾乎為零，尤其是對那些異地就醫的患者來說，原本需要耗費數日，坐飛機、火車，住賓館酒店等，而在符合互聯網復診的條件下，這些費用都不用再支出。

福建省級機關醫院在一項課題中，基于價值鏈理論的公立互聯網醫院診療成本比較研究分析了線上、線下慢性高血壓患者和陪護人員除醫療費用以外需要負擔交通費和時間成本，以及線上就醫增加藥品配送費用等差異，綜合對比表明互聯網醫院線上就診比較線下次均可節約成本91.6元。

醫院成本方面，在互聯網診療服務建設初期，醫院付出的成本主要有信息系統建設、人力投入，這其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就是信息系統建設。動脈網統計了2020年以來中國招標采購網公布的37條互聯網醫院相關中標項目，其中標金額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平均金額為238萬元。

從互聯網醫院的收入來看，互聯網復診費用包括診查費和藥費，由不同級別醫務人員提供復診的，均按普通門診診察類項目價格收費，藥費不因線上線下就診渠道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互聯網復診收入等于或小于線下復診。綜合投入和產出來比較，互聯網醫院運營前期的成本是不降反升的。

如果將視野放得更遠，未來無論是DRG還是DIP大面積實施，對醫院來說，都將嚴格控制住院成本，并注重平衡成本控制與醫療質量的關系。在這一趨勢下，將原有的部分院內環節向院前院后轉移，可最大程度實現成本控制與質量保障的平衡。在院前，互聯網醫院可進行精準分診、術前指導；在院后，互聯網醫院可對患者進行持續管理，甚至提供“互聯網+護理”服務。

所以，互聯網醫院能與線下服務形成充分協同，在行之有效且規模化的運營下，能帶來長期的成本下降。

三大發展趨勢

在2020年集中建設的基礎上，公立互聯網醫院將走向何方？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信息部主任衡反修認為，2021年將是互聯網醫療政策持續落地的一年，如果說2020年是各大醫院的系統建設期，2021年則是服務夯實期。

有了已經搭建好的平臺作為基礎，公立互聯網醫院有望迎來量和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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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信息化帶動互聯網服務量

醫保支付一直被認為是促進患者使用互聯網醫療服務的瓶頸。2020年，醫保支付政策落地已經加快，但在具體結算環節，信息系統還有待完善。

以北京為例，盡管2020年有20余家醫院的互聯網診療服務納入醫保支付，但由于無法實現脫卡結算，導致部分使用互聯網復診的醫保患者還需到醫院報銷。

依托全國統一的醫保信息平臺研發的醫保電子憑證能有效打通結算環節的障礙。截至2020年11月，醫保電子憑證可在全國208個城市、超過3萬家定點醫療機構、7萬家定點零售藥店使用。

近期，醫保電子憑證通過各地醫院公眾號、藥店公眾號等渠道加大了推廣力度，預計2021年底在全國范圍內投入使用。北京也于2021年1月1日啟用醫保電子憑證，互聯網復診可在線進行醫保報銷。

醫保電子憑證不僅使脫卡支付大范圍實施成為可能，還為將來互聯網醫療異地就醫結算的支付打下基礎。

“互聯網醫療服務一定會往越來越便利的方向發展，患者的使用習慣一定會進一步增強。”衡反修表示，數據量更大之后，對醫院信息系統、網絡安全系統、衛健監管系統、醫保支付系統來說，都是一場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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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和層次多樣化

醫保政策對公立醫院常規的互聯網診療服務價格進行了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醫院積極性。實際上，特需醫療也能作為補充方式提供。

國家醫療保障局《關于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提出，滿足個性化、高層次需求為主的“互聯網＋”醫療服務，以及向國外、境外提供的“互聯網＋”醫療服務，落實特需醫療規模控制的要求和市場調節價政策。

公立醫院可提供市場競爭比較充分、個性化需求比較強的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例如，四川省人民醫院在普通互聯網復診的基礎上開通了特需網絡門診。特需門診由專家坐診，診察費經備案，均高于普通復診費用。此舉既滿足了患者多層次的就醫需求，也能更好地調動醫生積極性。

此外，院企合作的個性化服務包也能起到相同作用。這表明，公立互聯網醫院如果既要考慮公益性，又要權衡收益，提供多樣化、多層次的服務是較好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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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醫院事關醫院影響力

隨著各個參與方之間信息更加透明，互聯網醫院將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醫院品牌和影響力。過去，地理位置是患者選擇醫院的衡量因素之一，互聯網打破了空間限制，地理位置在患者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弱。

山東省立三院院長呂涌濤曾在接受動脈網采訪時表示，未來，互聯網醫院會成為公立醫院的競爭手段，目前布局的創新點越多，未來的機會也就越多。

當然，公立互聯網醫院的發展并非完全獨立，過程中會衍生出各類需求，需要由互聯網醫療企業來承接。諸如上述趨勢中提到的，數據量增大后系統如何經受考驗？特需服務、個性化服務如何做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如何為醫院提升品牌影響力？這些都能與產業銜接。我們也將在后續推出互聯網醫療行業的年度盤點，觀察企業服務醫院、服務患者的變化及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