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將過去。新冠病毒沒能像SARS一樣在夏天戛然而止，在與人類的糾纏中，即將迎來下一個春天。

每一次疫情后，都會迎來一次對醫療體系的反思和補漏。這一次也不例外，又開始了公共衛生“補短板”行動，新一輪如火如荼的醫療基建投入已然開啟。

根據八點健聞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公布行動方案和預算的省份達14個，總計金額超過5000億元。

5000億天量資金補短板

2020年7月的某一天，武漢市一口氣動工了6家醫院，其中4家大型三甲醫院，2家國家級醫學中心，總投資額超過100億。

9月，武漢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發布了用近半年時間完成的《武漢市疫后重振規劃(三年行動規劃)》，《規劃》提出，將優化全市醫療設施空間布局，新建33家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

放大到整個湖北，未來三年內，湖北計劃投資2545億元，用于2247個公共衛生體系補短板項目。

湖北的三年行動方案并非孤例。云南、四川、湖南、浙江、北京等多省均發布了加強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的三年行動方案（也有四年的）。

根據八點健聞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公布行動方案和預算的省份達14個，總計金額超過5000億元：

湖北省以三年投入2545億元領跑全國；

廣東省的醫療衛生領域補短板項目達302個，總投資1036億元；

湖南省用于公共衛生防控救治的總投資估算約341億元；

四川省的三年預計總投資為130億元……

17年前SARS過后，國家決定大力發展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是7年間投入百億元以上，本次直接跳漲至5000億投入，不過這5000億投入包含公共衛生體系和公立醫療機構兩方面的建設 。

重治療，輕預防？

各地陸續發布文件的背景是，2020年5月，國家發改委、衛健委和中醫藥局等三家單位共同制定了《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方案》，要求各地根據《建設方案》，抓緊建立項目儲備庫，推動地方做好項目建設前期工作，并預先做好投資安排建議方案的謀劃。

如果仔細看《建設方案》中提出的建設任務，可以發現，五項建設任務中，三項強調的是救治能力，而另外兩項分別著眼于實驗室的建設以及公共設施的應急儲備。也就是說，這份“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方案”中，更注重“救治”，而非“防控”。

△ 圖片來源：

以廣西為例，截至今年8月，全自治區財政累計投入資金超過200億元，其中46.5億元用于支持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重點用于支持醫療衛生機構提升核酸檢測能力，加強醫療機構傳染病區和發熱門診建設，強化各級醫療衛生機構疾病預防控制職責，夯實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基礎；153.78億元用于支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體系建設，包括支持各級公立醫院能力建設、邊境公共衛生應急救治中心建設、后備應急醫院建設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能力建設等。

后者（救治體系建設）的錢是前者（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三倍。

“重治療、輕預防”是隨著醫療改革的推進，一直沒能解決、甚至愈演愈烈的醫療衛生體系格局困境，原因在于疾病的治療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盈利”的產業，而疾病的預防是政府公共健康服務，是需要花錢的事業。

一位長期從事醫院管理研究的學者曾在今年7月發文指出，“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基層社區衛生能力建設、聯防聯控機制建設、新發傳染病以癥狀預警為核心的傳報制度，才是城市公共衛生安全的重點，三甲醫院武漢早已不缺，花上百億一大把錢再搞三甲醫院，不如花小錢把公共衛生和社區衛生做得好一些。”

到底應該把重點放在“防”還是“治”上，問題的關鍵在于，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究竟是什么？

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曾公開表示，“防治結合不緊密”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短板。醫院尤其是基層醫院，是發現、報告新傳染病的前哨，但它們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它們與疾控的合作與協調也存在問題。

第二軍醫大學海軍醫學系流行病學教研室主任曹廣文在《關于我國醫療衛生體系提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能力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更直接地將疫情的傳播歸因至早期的防控不當。

文章指出了COVID-19迅速傳播的三個原因：一是早期感染病例沒有及時通過國家新發肺炎網絡進行報告；二是應對新發疫情能力不足，沒有及時發現人傳人的問題，以至于后續的有效隔離、檢疫措施沒有跟上；三是大量增加的患者集聚醫院尤其是非傳染病醫院，導致院內感染向社區傳播。

上述文章進一步分析了對于急性傳染病而言，控制原則不是進行抗菌或抗病毒治療，而是進行傳播途徑阻斷。

一批醫院有待改造升級，每個城市都有戰時可轉換病床（區）。

“1988年初上海市甲型肝炎暴發，干預措施就是隔離患者，幫助患者自愈，同時需要找出共同暴露源生食毛蚶，并針對飲食暴露進行控制。就COVID-19疫情這類急性病毒病來說，臨床工作的重點是對重癥患者的治療。而過分強調臨床治療在疫情控制中的作用，加上醫院內感染，可能出現患者越治越多。”

文章中給出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如果把COVID-19疫情比作一頭"蠻牛" ，臨床治療就是”扯蠻牛尾巴"的方法，效果有限；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才是"抓住牛鼻子"的方法，是控制這頭"蠻牛"最有效的方法。

遺憾的是，疫情之后的補短板方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了“重治療、輕預防”的惡性循環。

以“平戰結合”之名

顯然，“扯蠻牛尾巴”成了這一輪醫療投入的重點。

“平戰結合”作為一個高頻詞，在《建設方案》中出現了7次（其中一次是“平戰兩用”），除了興建一批臨床公共衛生中心和傳染病醫院，無論是基層醫療機構，還是高水平醫院，都需要為可能出現的疫情做好檢測和診治的準備。

一批臨床公共衛生中心和傳染病醫院即將落地。

《建設方案》提出，鼓勵地方探索建設集臨床、科研、教學于一體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要建有傳染病醫院或相對獨立的綜合性醫院傳染病區。

山東、安徽、湖北、四川、江西等地均將有計劃建設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山東為例，2020年年底前啟動建設山東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青島、菏澤設立分中心，總床位規模不低于3000張。同時，山東省要求各市依托現有資源設立一所達到三級標準的市級傳染病醫院。山東省的目標是到2022年，全省傳染病臨床診療規模達到1萬張床位以上。

△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批醫院有待改造升級，每個城市都有戰時可轉換病床（區）。

《建設方案》對于醫院的改造升級提出了兩點要求：

一是在每個城市選擇1-2所現有醫療機構，按照《傳染病醫院建設標準》進行改擴建，完善城市傳染病救治網絡。建設標準是，原則上100萬人口（市區人口，下同）以下城市，設置病床60-100張；100-500萬人口城市，設置病床100-600張；500萬人口以上城市，設置病床不少于600張。原則上重癥監護病區（ICU）床位占比達到醫院編制床位的5-10%。

二是每省份建設1-3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承擔危重癥患者集中救治和應急物資集中儲備任務。

從湖南的預計來看，全省傳染病床位達到15500張(新增常設床位4100張、可轉換床位5200張)；重癥監護病區床位達到11900張(新增常設床位2350張、可轉換床位5500張)。

負壓病房、負壓轉運車、發熱門診……也將成為新的醫療基礎設施。

P3實驗室大躍進

除了大量的醫療設備投入，P3實驗室群將成為各省、市標配。

生物實驗室按照生物安全防護水平分為P1、P2、P3、P4四個等級，檢測能力和場地環境要求逐級上升。

P1、P2實驗室適用于對人、動物或者環境不構成嚴重危害，傳播風險有限的微生物的操作；P3實驗室適用于能夠引起人類或者動物嚴重疾病的微生物。

P4實驗室是最高級別防護的實驗室，它所研究的微生物最為危險，一般沒有預防和治療的方法，比如埃博拉病毒和炭疽桿菌。

目前全國P3實驗室有40余個，分布在疾控中心、科研院所、高校、海關、醫院等單位。“相比世界發達國家，我國的P3及P4實驗室數量有一定差距。”亞太生物安全協會主席、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專家武桂珍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目前唯一的P4實驗室位于武漢。

△目前中國唯一的P4實驗室，位于武漢。

按照《建設方案》對于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的要求，每省至少有一個達到生物安全三級（P3）水平的實驗室。

各省的方案遠超國家要求。

廣東省擬規劃建設25~30個P3實驗室。

在湖南，這一要求是，“爭取國家布局建設1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4個左右生物安全三級水平實驗室以及若干傳染病解剖室”。

四川方案中提出的目標是，“每個市（州）本級至少配置10個P2實驗室，提升常見傳染病采樣檢測能力，形成24小時內完成禽流感、鼠疫、中東呼吸綜合征、艾滋病等重大傳染病快速檢測的能力。”

我們能防住下一次疫情的突襲嗎？

2003年，’非典’初期的教訓，正是因為當時疾控體系的脆弱無力。

非典過后，各級、各地政府曾一度重視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但持久性不佳，高峰過后即轉入建設低谷。

17年前的經驗和教訓，沒能幫助我們及早地發現新冠病毒并從容應對，那么，這一次5000億醫療基建的投入，能讓我們防住下一次疫情的突襲嗎？

這個問題一方面和投入的方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確有關。

有學者認為，疫情之后的建設重點本應投入與公共衛生更相關的基層醫療，而不是大興醫院。

另一方面，取決于落地的改革能否持續，公衛和疾病預防控制能否持續得到重視。

以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建設為例，此次疫情中，SARS之后遷建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臨床救治作用，上海更是因為臨床救治能力的加持才得以作為全國的入境門戶，接受并診治了大量入境感染者。

各地高歌猛進建設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之際，容易被忽視的是，哪怕是后來被認為是范本的上海公衛臨床中心，17年來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從遷建之初便加入的現任黨委書記盧洪洲告訴八點健聞，由于地理位置偏遠、薪資沒有吸引力，使得上海公衛臨床中心遷建后持續面臨人員流失的問題，醫生人數從最初的200多人一度流失到不足100人。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黨委書記羅力等人在政府對傳染病預防控制和救治工作的研究中，提出了周期性“重視-忽視”的現象。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鳳凰網連線的時候提到，“財神跟著瘟神走，公共衛生過去一貫是這樣的，沒有傳染病流行了，公共衛生就會低落，重視的人很少，因為公共衛生問題平常不是政府首長們經常想到的問題，只有傳染病流行了他會想到，SARS以后國家確實是很重視公共衛生建設，那時候給各級衛生疾控系統都蓋樓買了設備，對急救中心也進行了建設。但是以后的很長時間，特別是過去醫改的10年，實際上是公共衛生滑坡的10年。”

這一次，我們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跳出這個“財神跟著瘟神走”的怪圈嗎？

吳曄婷 于煥煥|撰稿徐卓君 |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