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的任命下達之前,雷海潮由北京衛健委主任升為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的消息,已經傳開了。 據天山網11月6日消息,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4日至5日在新疆調研疫情防控工作,國家衛健委副主任于學軍、雷海潮陪同調研。這是雷海潮首次以這一身份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在正式的任命下達之前,雷海潮由北京衛健委主任升為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的消息,已經傳開了。
據天山網11月6日消息,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4日至5日在新疆調研疫情防控工作,國家衛健委副主任于學軍、雷海潮陪同調研。這是雷海潮首次以這一身份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但這一職務還沒有正式任命,“他以黨組成員身份在國家衛健委上班有幾天了,但行政職務還需要等國務院宣布任命”,消息人士介紹說。這也是國家衛健委官網“委領導”一欄暫未更新雷海潮信息的原因。
雷海潮分管國家衛健委基層健康司、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司、衛生應急辦公室。
雷海潮是山東德州人,生于1968年,1999年博士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現已并入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為著名衛生經濟學家、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
“他是一個學者,做學問很較真,勤奮、文筆不錯、理論功底強”,了解雷海潮的人士介紹,雷海潮為人實在,是一步一個腳印走上來的。看他論文的主題,可以找到他的關注方向:醫院管理、慢病治療、公共衛生等話題。
雷海潮履新后,將是國家衛健委的第五位副主任,前面四位副主任分別是王賀勝、李斌、曾益新和于學軍。雷海潮是五位副主任中最年輕的一位

雷海潮參加電視節目“市民對話一把手”。
新發地打了一個漂亮仗
“新冠疫情發生以后,北京第一波做得不錯,做了很多很好的準備工作”,知情人士說。1月24日,武漢封城的第二天,雷海潮以北京市衛健委主任的身份宣布,北京市已經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此時,全北京累計確診病例29例。
持續防控下,4月15日之后,北京持續56天沒有新增本地確診病例。期間,還保障了全國兩會的順利進行。
不過,6月11日開始,北京新發地市場爆發了一波小疫情,這一天到7月5日,共有335人確診,而后本土確診人數再次清零,到了8月6日,最后一位確診患者出院。在沒有擴散大范圍的同時,實現了100%治愈和零院感。
新發地疫情的防控,對北京來說,是打了一個漂亮仗。更主要的是,新發地疫情防控為中國積累了一套社會總動員與科學精準防控相結合的疫情應對模式。具體而言:一是通過各醫院發熱門診和核酸檢測發現新冠陽性患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鎖定疫情爆發地/聚集地;二是與此同時,在大數據和流行病學調查的基礎上,衛健、公安、疾控等部門與社區聯手,進行社會總動員式的人口排查、核酸檢測、隔離觀察等防控措施,迅速封鎖傳染地,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防止疫情擴撒。
今年9月29日,北京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舉行,雷海潮作為先進集體代表,以北京市衛健委黨委書記、主任的身份登臺領獎。他說,北京在公共衛生一級、二級應急響應高強度狀態下,堅持防疫防控168天,經歷了境內輸入病例、境外輸入病例、新發地市場聚集性疫情三種不同風險類型的疫情,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
在這之后,他公開亮相的次數就不多了。
推動醫藥分開:取消藥品加成,提高醫療服務價格
到國家衛健委履新之前,雷海潮已在衛生系統工作21年。1999年博士畢業后,他先是到了北京防疫站,后來到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先后擔任副處長、處長。
在衛生部政策法規司期間,雷海潮參與制定多項政策規劃。最重要的一項政策規劃,就是2009年啟動的中國新醫改。
2010年,北京衛生局公開招聘副局長,據媒體報道,雷海潮以筆試、面試第一的成績被錄用。不久前離任國家衛健委體改司司長一職的梁萬年,也曾經擔任過北京衛生局副局長。
在這次公開招聘中,雷海潮在政策法規司的同事鐘東波也成功應聘北京衛生局副局長,兩人再次同事。如今,鐘東波是國家醫保局醫藥價格和招標采購司司長。
2017年,雷海潮接替方來英,出任北京市衛計委主任。2018年機構改革后,雷海潮任北京市衛健委主任、黨委書記。
雷海潮2017年接任主任時,北京市正在進行著一場“醫藥分開”的改革。
當年4月8日零時起,北京市所有公立醫院設立醫事服務費,取消掛號費,同時取消原有15%的藥品加成。此舉,就是用提高醫療服務價格的辦法,獲得醫生對取消加成的支持,并促使醫院探索“依靠優質診療服務求生存求發展”的運行機制。
然后,再通過醫保報銷政策向社區傾斜,提高基層衛生機構醫事服務費報銷水平,使患者在基層衛生機構的個人負擔明顯低于大醫院,引導患者到基層就醫,促進分級診療。

比如三級醫院看一個普通門診,醫事服務費定為50元,報銷40元,自費10元;而到了一級醫院,醫事服務費20元,報銷19元,只需自費1元。
知情人士評價,醫事服務費設計得不錯,以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改變就診難的問題,“幾塊錢的事,解決了很多問題”。
2018年,雷海潮曾表示,通過醫事服務費的分層定價、差異化的醫保報銷政策及醫聯體建設,一些常見病、慢性病逐步分流到基層機構,扭轉了十多年來基層診療量下降或徘徊的局面。
2019年6月15日,北京市近3700家醫療機構在取消藥品加成的基礎上,進一步取消醫用耗材加成。
這意味著,北京地區的醫療機構結束了通過銷售藥品和醫用耗材賺取收入、補償運行的歷史。
王吉陸 季敏華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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