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美國《時代》周刊將華人何大一評選為年度風云人物，并給予這樣的評價：

　　“有人制造新聞，有人創造歷史，而當后世撰寫這個時代的歷史時，會把人類在對抗艾滋病之戰中扭轉乾坤的人，視作真正的英雄”。

　　1981年6月5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上登載了5位男同性戀者離奇的病例。

　　第二年，這種怪病被命名為：艾滋病。

　　那5位病患的病例報告，也成了世界上第一次對艾滋病的權威記載。

　　這5份病例中的4例，都有何大一的“貢獻”。

　　當時，何大一才29歲，還只是洛杉磯一家醫學中心的見習醫生。

　　事情的發端是，他接待了一位因呼吸困難前來就診的男同性戀病人。經過一系列檢查后，何大一非常震驚——病人肺部發現卡氏肺囊蟲（多見于免疫低下的兒童），腦部發現弓形蟲（可使免疫力下降），腸道中出現大量巨細胞病毒（通常有免疫缺陷時出現）。

　　這說明病人的免疫系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壞。

　　作為醫學博士后，他知道這種病例在醫學史上并無記載。

　　疑惑中，何大一按以往經驗使用藥物，但這位年輕人卻不見好轉，并很快陷入病危。

　　此后的一段時間，類似的病人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何大一面前：原本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短短半年內虛弱、失明、腹瀉、皮膚潰爛……在痛苦中死去。

　　何大一意識到，醫學界很有可能要迎來一場新的挑戰——就在上一年，世界衛生組織剛剛宣布人類徹底戰勝了千年之久的天花。

　　醫學上每一種新發現的未知疾病，都可能伴隨著傳染、致命的危險。艾滋病在感染初期，每個病毒一天內可以繁殖1億6千萬個新病毒，它們夜以繼日地破壞免疫細胞。

　　有醫生會本能地遠離危險，何大一的同事們也曾勸他遠離這些“邊緣人”。

　　“也很害怕。但我天天問自己：這是什么病？從哪里來的？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原本實習結束應回到麻省總醫院研究皰疹病毒的何大一，選擇留了下來。

　　他自己也沒想到，這一留，就是一生。

　　不是每個人都有幸成為重大歷史的見證者。

　　何大一的“幸運”來自于他7年前的一次選擇。

　　祖籍江西的何大一在臺灣出生，12歲隨父母移民美國。1974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完成物理專業后，他出人意料地轉行到醫學領域。這不僅因為生物科學的日漸興起引發了他的興趣，更因為他想從幕后走到前臺，做雪中送炭之人：

　　“物理是個基礎科學，而醫學更實用。”

　　在同學們的一片驚詫中，何大一考進了世界頂級醫學院——哈佛醫學院。后來有人評述，從此，硅谷少了一顆新星，醫學界多了一個真正的天使。

　　固執地留在洛杉磯醫學中心后，何大一幾乎不分晝夜地開始了病例的全面研究，并很快得出第一個結論——這種特殊疾病由病毒引起，這意味著該病不容易治愈，并存在傳染的可能。

　　兩年后，法國和美國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分離出導致艾滋病的HIV病毒。醫學界因此樂觀地以為，艾滋病會在兩年內被治愈。

　　遺憾的是，此后針對這一病毒所研發的近百種藥物，全都在短期內失效。

　　又是何大一，率先揭開了這些藥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體內繁殖擴張領地時總是改頭換面，結構和功能不斷發生變化，而所有藥物都是針對其變異前的特性，對新病毒無法產生作用。

　　一時間，艾滋病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絕癥——發病后兩年內死亡，致死率99%，而且在3-10余年的無癥狀潛伏期，隨時會通過性接觸、血液或母嬰傳染。

　　僅發現初始病例后的數年間，艾滋病就發展成全球性疫情，到1996年，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已經達到640萬，成為“20世紀超級瘟疫”。

　　醫學界束手無策；病人們前仆后繼地被各種并發癥折磨而死；何大一則帶著團隊，爭分奪秒地實驗攻關。

　　1996年，孜孜不倦15年后，重磅消息傳來：

　　何大一團隊的混合療法獲得成功，即同時使用3—4種抗艾藥物，每一種藥物在艾滋病毒繁殖周期的不同環節，分別發揮作用，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復制，控制住病情。

　　這種療法類似于雞尾酒的混合調配，何大一便將其命名為雞尾酒療法。

　　消息一經公布，整個醫學界為之轟動。人類被艾滋陰影籠罩了10余年后，終于看到了最燦爛的曙光。

　　臨床中驗證，經過幾星期治療后，10名病人中有7人明顯好轉，持久低熱和皮膚潰瘍消失，精力也充沛起來，有的病人血液中甚至查不出艾滋病毒的蹤跡。3年后，接受雞尾酒療法的病人仍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在普遍使用雞尾酒療法的國家，艾滋病人的死亡率下降到20%；只要治療及時，病人“壽命與平常人相差無幾”。

　　美國籃球巨星埃爾文·約翰遜，1991年感染HIV病毒。在雞尾酒療法的幫助下，至今27年過去，59歲的他依然像正常人一樣出現在各類活動中，并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一次表彰杰出亞裔的頒獎典禮上，約翰遜親自為何大一頒獎，表達救命之恩。

　　美國媒體報道稱：“站在一個籃球明星身邊，何大一顯然有些矮小。然而在科學的領域中，他卻是當之無愧的巨人。”

　　1996年，美國《時代》周刊因為這一貢獻，將何大一評選為年度風云人物，并給予這樣的評價：

　　“有人制造新聞，有人創造歷史，而當后世撰寫這個時代的歷史時，會把人類在對抗艾滋病之戰中扭轉乾坤的人，視作真正的英雄”。

　　這是該周刊自1967年后的30年里，首次給予醫學科學家的殊榮。何大一也成了繼鄧小平之后，第二位獲得年度風云人物的華人。

　　1981年至今，艾滋病感染者已累計有7000萬人，其中一半相繼死去，存活的病人中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雞尾酒療法。

　　這種療法被公認為當前治療艾滋病的最有效手段，但它并不完美。核心弊端是：患者需要長年服藥，不可間斷，藥物的毒副作用也會給患者帶來不同影響。

　　在發達國家，艾滋病人可以在30余種藥物中對癥選藥，副作用較少。但在醫療水平有限的國家，病人因服用仿制藥或替代藥而產生較為嚴重的副作用，“有的病人在服用的頭幾個星期，會做非常逼真的噩夢；有的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組織會流失”。

　　雞尾酒療法也不是艾滋病的終結者，“它只能基本控制，卻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它仍無法幫助那些病情過于嚴重的病人完全康復”。長期服藥者也仍要面對抗藥性問題。

　　作為一種治療方法，它更無法從源頭上預防艾滋病的蔓延。近10年來，全世界每年新增HIV感染者不低于180萬，高峰時達230萬，相當于中國一個地級市人口。

　　人類與疾病斗爭數千年的經驗證明，對抗傳染病的最有效方法是提前預防，即研究出疫苗，注射一針，終生免疫。

　　這也是何大一自雞尾酒療法后一直努力的目標。

　　但如前所述，HIV病毒相當狡猾，繁殖過程一旦變異，他們研究的疫苗就又晚了一步，而HIV病毒的變異效率高得驚人。

　　于是有人說，人類想戰勝HIV病毒，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放棄努力嗎？

　　在何大一看來，努力雖未必能成，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一定要覺得實際上是有合理的成功機會”。

　　他把機會賭在了抗體上。

　　通常，抗體是在疫苗的刺激下由免疫系統主動產生。沒有疫苗，直接向人體提供抗體被醫學界認為也是一種可行的方式。此前，美國就有一種口服藥上市，但作用時效太短，必須日服一粒。顯然，這種技術還需要突破。

　　目標一旦確定就全力以赴是何大一的一貫風格。此后10余年間，他帶領團隊把全部精力聚焦到了新一代抗體開發上。

　　2014年3月，何大一賭贏了，他們成功研發出新型抗體——GSK 744LA。經過在比人類藥物代謝更快的猿猴體內實驗，只要打上一針這種新型抗體，可以3個月不被HIV感染。如果人體試驗成功，就可作為疫苗出現之前的有效過渡。

　　雖然真正實效還要看第三期人體試驗結果，但這一成績已在醫學界再次掀起波瀾。

　　艾滋病治療專家羅伯特·格蘭特視何大一為艾滋病預防的“游戲規則改變者”，他感慨：“在我所知道的艾滋病預防研究中，這是最令人興奮的消息。”

　　人類與艾滋病對抗37年來，何大一一直是黑暗中的那束希望之光：

　　世界上第一個發現HIV病毒頻繁變異；

　　世界上第一個把HIV病毒從精液里分離出來，證明艾滋病主要由性行為傳播；

　　世界上第一個證明唾液不會傳染艾滋病；

　　世界上第一個推翻艾滋病毒在潛伏期不會傳染的錯誤結論；

　　世界上第一個在人體中發現一種可以控制病毒的小分子蛋白。

　　為什么創造歷史的偏偏是何大一？

　　何大一的母親曾向媒體這樣回憶小時候的他：“小學時考99分就不高興，回來把書包一丟就把門關起來，等一下就聽見他在房間里啪啪啪地打自己。”

　　1964年，父親將全家接到美國，陌生的環境、語言差異、種族之分，讓何大一難以適應，“我那時讀小學6年級，在學校讀書還不錯，但到了美國以后，連簡單的英語都不會講，ABC都不懂。”

　　僅半年后，曾罵他笨蛋的同學開始重新打量這個東方黃種人——短短幾個月，他已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學習成績也名列前茅。

　　也是從那時起，日漸成熟的何大一開始感受到亞洲人在美國人眼中的地位落差。他提醒自己：“想要被美國人看得起，想要得到公平，只有一種途徑，那就是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此后，無論學習還是工作，何大一總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時間。自30歲起，他每天都工作14小時以上。

　　何大一也不放過可以證明自己的每一個機會。

　　1990年，美國洛克菲勒艾倫·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籌建，目標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基金捐助者選中了37歲的何大一作為負責人。

　　很多人認為這會毀了何大一。因為他要面對的是一切從零開始：籌集資金、雇傭人員、完善設施、決定科研任務……繁雜的事務會把一個科學家拖垮。

　　挑戰總是和機會并存，相比困難，何大一更關注機會，“人生中可能會有一些機會讓你承擔的更多。恰當的機會來到身邊的時候，要抓住它。”

　　至今，持懷疑態度的人也沒能看到何大一的笑話。

　　艾倫·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實現了它的世界第一目標，來自全球的100多名科研精英，在何大一的指揮下，向艾滋病發起一次次宣戰，并不斷向世界報告激動人心的戰果。

　　如今，66歲的何大一已兩鬢斑白，每周工作時間仍超過80小時，其余能擠出的時間他或者出現在學術會議現場，或者出現在艾滋病重災區。

　　僅中國云南，過去幾年間他就來過21次。

　　如果何大一偶爾出現在家人聚會上，則往往意味他那段時間幾乎沒有睡眠。

　　光環在身的何大一，早已不再需要通過拼命來證明自己，但他依然不斷自我勉勵：

　　“越是被認可，越意味著責任”，只要艾滋病沒被徹底打敗，疫苗沒被研發成功，他就不會放過自己，“哪怕艾滋病永遠無法根治，我仍會為之奮斗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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