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勇從2004年開始做印度格列衛“代購”，而以他為原型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在2018年上映后，收獲了極高的話題度。

究其原因，是由重癥或罕見病病患用藥難得保障的現實引起的共鳴。

20世紀初，對這些患者來講，國內的藥企尚不能供給續命的藥，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花大價錢買經過國家藥監局批準的進口原研藥，要么就等死。畢竟像陸勇確診之初服用的格列衛，一粒藥就要200塊，一天就是800多元。

從企業角度來看，“10年10億美元”研發的一款藥，專利保護期只有短短20年，藥價低不得，因為“研發投入往往會占到銷售收入的20%以上”，有業內人士告訴虎嗅。

不同疾病藥物的高額研發投入

按理來講，國內的研發成本等可以折個匯率，藥價自然能更實惠，但現實是，當時沒有藥企做這件事，或者說沒有人愿意做。“多苦啊，熬那么多年搞研發，還有很大概率失敗（從臨床I期走到上市的成功率只有不足10%），哪有做仿制藥來錢快又穩”——這是當年一批藥企老板的真實內心寫照。

漫長的一段時間中，也鮮有VC肯冒著打水漂的風險，陪著一款藥從結構設計階段一步步走到臨床、上市。當然，基金存續期對他們來講也是沒法逾越的鴻溝。

而縱觀近幾年，尤其在2018年港股新規及2019年科創板推出后，創新藥企的招牌因為有了資本市場的關注而越來越亮。

百濟神州、再鼎醫藥、傳奇生物等生物醫藥公司成功赴美IPO的事實，疫情之中我國在疫苗上的進度，是更濃的一針雞血——這似乎在告訴我們，中國的醫藥創新已經正式與美國接軌了。

然而，兩國之間曾經15~20年的差距真能被這樣輕松消滅嗎？我國創新藥的進展到底如何？我們試圖從西湖大學的生物醫藥主題思享匯中找到答案。

蠻荒

先拋出結論，自2015年我國創新藥研發駛入快車道后，我們的確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多位投資人向虎嗅表示，目前這一差距在10年左右；樂觀者則認為只有5年。

2001年回國創辦貝達藥業時，丁列明發現中國醫藥產業從創新角度來講是一窮二白。“整個產業以仿制為主；我們的產值也不高，只有美國的1/3。”

彼時，全國有6000多家藥企，但98%以上在做仿制藥。即便是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通過的1類新藥，也幾乎全是對歐美藥品的改良，技術含量很低。

如前文所述，資本不敢入場，做創新藥的巨額投入企業要么支撐不起，要么擔心影響利潤。

不僅如此，政策法規也是極大的挑戰。從注冊管理到臨床研究指導規范的整套藥品管理體系全像是為仿制藥而設，丁列明等2000年前后回國想做創新藥，面對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蠻荒”。

直接結果便是，國內兩三年也沒有一款新藥上市；即便有，也大多是未經科學路徑驗證的。譬如杭州一款叫做康美來的藥，說是能治療肺癌，但用了到底有哪些效果，誰都說不清楚。

反觀美國，VC和高校的配合已經有了十分的默契。高校聚焦于基礎研究，所研發的創新藥或發現的靶點在經過臨床前驗證后，VC會投錢，再配備職業經理人團隊，完成我們常說的科研成果轉化。

同時，美國如輝瑞、賽諾菲、諾華等制藥巨頭的存在，讓中小公司有各種方法賺錢維持生計，譬如技術授權、出售銷售代理權、被并購等。背后的VC也因此有了除上市之外更豐富的退出機制。

不過即使看到了差距，國內的確沒有合適的生存環境留給創新藥。因而鮮有創業者肯冒險追趕。

數量追趕，藥費降低

轉折點始于2015年國家陸續推出的藥品注冊等相關政策。但直到2017年，我國才開始對真正的創新藥給予政策支持，臨床試驗管理、審評審批流程等才開始完善。

政策紅利之下，熱錢涌入這個賽道。創新藥總算有了基本的成長環境。

在丁列明看來，2018年之后，我國的創新藥物進入了爆發期。“我們一年能出10個新藥，雖然不好說是不是每個創新藥都很好，但從數量上來看，我們跟全球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

“后續我們也能看到非常好的勢頭。”據丁列明介紹，近幾年我國每年注冊臨床試驗的項目有幾百個，哪怕只有10%的成功率，也意味著以后可能每年都有20~30個新藥可以走到上市。

不僅如此，國內的部分創新藥不再是自娛自樂。

“我們的技術平臺和生產能力，逐漸能夠被跨國藥企看中，在國外授權，這證明了我們技術能力的提升”，這是讓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董晨欣喜的變化之一。

這對藥企來講， 也意味著幾千萬美元，甚至幾億美元真金白銀的進賬。

另一方面，很多國內創新藥也在走向國際——在國外進行臨床研究，在國外上市。此前百濟神州所研發的白血病小分子藥澤布替尼，就已在美國獲批。

澤布替尼還有一系列適應癥的臨床試驗在路上

中國的藥企也開始具有了將國外研究成果通過技術合作、購買授權、戰略并購的方式引入中國，從而拉近與國際前沿研究的距離。

如今，在新興的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領域中，我國在研的藥物數量為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且“因為我們相對來講對細胞治療的政策比美國更寬松，雖然商業上的定價等仍需要進一步摸索，但我覺得中國有可能在這一領域有一定的領先，或者至少不落伍”。

董晨進一步解釋，就像新冠疫苗一樣，可能大家的起跑線差不多。

這樣的進展，已經對患者用藥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以PD-1藥物為例，目前國內共有6款藥獲批上市，其中3款為自主研發。這三款國產藥，讓患者的治療費用從一年幾十萬美元降到10多萬元人民幣。

“信達、君實、恒瑞的三款PD-1藥物上市后，年銷售額都在10億左右。”就在日前，信達生物發布公告稱其PD-1產品達伯舒在剛剛過去的Q2中賣了5億元，上半年銷售額共計9億元。市場銷售情況不錯，不過在丁列明眼中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然而，創新藥的長周期注定其無法快速盈利，在國內上市當時來講并不現實，這也是資本們的最大心結。直到2018年港股新規、2019年科創板的相繼推出，退出通道清晰，讓資本更能放開手腳。

同時，專業醫療基金的出現，更能在早期就看得懂。眼光獨到的，勢必比在臨床階段進入的賺得多。

另一邊的二級市場中，“老大哥”恒瑞市值突破了5000億元大關，雖然距離默沙東、葛蘭素史克、賽諾菲等千億美元級別的跨國巨頭仍有較大差距，但這醞釀的可能是，未來創新可以交由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完成，而大公司通過“買買買”終將成為真正的巨頭。

質量還得加把勁兒

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醫藥產業目前只是拉近了與美國的距離。

一方面，我們目前更多是在通過在研藥物項目的數量來衡量這種進步，但質量呢？

從直接結果來看，雖然我們對全球創新藥研發的貢獻率上升了5個點，但也不過只有7.8%；而美國對全球創新貢獻率高達50%，日本、英國、德國和瑞士等制藥強國位居第二梯隊，創新貢獻率為5%~10%。

患者的治療效果也還存在明顯差距。以癌癥為例，美國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66%，中國則僅有30.9%。

量變沒有引發質變，問題出在哪兒？這就不得不提到我國科研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論文實力強，而科技實力并未與之相匹。

即便已經有浮出水面的幾家國內生物醫藥公司用產品證明了自己，但我們不能也不該忽視，很多國內的在研藥物仍然是fast-follower或me-better的創新。它們與首創在結構或臨床效果上有差異，但也不過是因為站了在首創藥的肩膀上。

“我國新藥原創研發能力不足，研發靶點又過于集中，同質化嚴重”，丁列明總結。不難推測，這些藥出國并非不可能，但出去之后在全球又能賣多少呢？

實際上，我國醫療器械市場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從先前用市場換國外設備商的技術，到現在說是參與創新，出口卻大多只能到東南亞、印度、非洲這樣的國家去。即便如今國產替代越喊越響，國內的市場份額短時間內仍將被GE、西門子、飛利浦等巨頭牢牢占據。

當然，我們不是說fast-follower、me-better不好，它們對提升患者治療體驗有很大的幫助；就連me-too的存在也有重要意義。

但如果有一天，國際關系繼續惡化，到了我們在制藥技術上也受制于人呢？沒有原創性基礎的弊端便將暴露無遺。

顯然，我國當下的基礎研究雖在進步，但仍遠遠不夠。

“我們認為源頭上基礎生命科學的研究非常重要，也要深入研究疾病的機理，同時還要有能力設計好的臨床試驗。”董晨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攻克那些還無藥可治的疾病，真正做到拓荒。

另一方面，與美國醫療產業完整的生態相比，我們不得不承認國內的醫藥產業還在發展較為初期的階段。

“只有讓科學家、醫生、企業家、投資人和病人形成真正的閉環，才能推動藥物創新的發展”，作為藥企的“乙方”，藥明康德聯席CEO楊青認為這樣的顛覆并不遠。

但據啟明醫療總經理訾振軍介紹，中國臨床醫生目前是在崛起，但仍像工匠一樣。“他們的時間拿來一部分看門診、一部分做手術，留給臨床科研的時間并不多少。”只有改變這一現狀，才能讓醫生真正進入創新研發的生態系統中去。

此外，除了對藥物本身靶點、結構等進行創新，一些新型工具的出現也是想要提升新藥研發的速度。比如現在國內外一級市場中資本比較看好的AI藥物研發平臺，通過大量的數據可能為藥物發現、臨床等提供更強的助力。

但從AI醫療經歷四年發展仍難落地的現狀來看，AI藥物研發平臺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尚需要時間驗證。

種種原因影響之下，我國的原創藥產業發展速度可能并不如想象中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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