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醫院在等待自己20年中最好的一次發展機會。

持續近兩年的新冠疫情讓傳染病事業回到聚光燈下，沐浴著數十年里難遇的高光時刻：政策和錢源源不斷地給到傳染病醫院，迎來新一輪發展契機：蓋樓、改造病房、新建院區、提升話語權。

根據《北京市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2020年-2035年）》，在北京城的南部，佑安醫院會有一個新的院區。預計增加1000張床位，承擔起北京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職能；而地壇醫院將原址擴建，作為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

在2020年一次疫情突襲后，青島投資了15.8億，開建大型傳染病醫院,占地180畝。

上一個20年，借著SARS疫情機遇一躍而上的，是地壇醫院。

憑借SARS疫情中立下的功勞，地壇獲得了一次搬遷擴建的機會，并借由新院區開展綜合化探索之路。地壇醫院日門診量從10年前的不足500人增至3000人，其中近四成是非傳染病人，年收入近20億，是國內少見的傳染病專科醫院綜合化成功樣本。

但在沒有疫情的過去20年中，多數傳染病被遺忘在角落里，慘淡經營。

青島市胸科醫院，雖然承擔過SARS，禽流感、H1N1甲型流感等多個疫情定點收治任務，但在2020年青島疫情突襲時，這個醫院的床位非常少——只有開放病床300多張，還比不上一家縣醫院。

一位曾經在青島市衛健系統工作過的人士告訴八點健聞，他前幾年經常去這家醫院檢查，“常年以來政府投入欠缺，有點像鄉鎮衛生院。”

在經濟欠發達卻傳染病高發的西北，一些傳染病醫院就蓋在鹽堿地上，不遠處就是垃圾處理廠，周圍都是牛羊，唯獨沒有病人；

鄭州六院，作為一所掛省牌的傳染病醫院，直到2021年3月才剛剛在新冠疫情之下升為三甲；

而在河南省醫藥采購中心2021年8月發布一份名單中，按照上半年的藥品采購金額，將河南省50家公立醫療機構排了一個序，“宇宙第一”的鄭大一附院排在榜首，上半年藥品入庫總金額22.75億元，榜單最末的鄭州六院，藥品入庫總金額為1億元——不少二家醫院和縣醫院都排在它前面；

一位三甲醫院感染科工作多年的醫生告訴八點健聞，他所在省會城市的傳染病醫院，只能進行常規傳染病治療，以往遇到出血熱等傳染病重癥患者都是送到綜合醫院救治。

當多數人默認了傳染病在走下坡路的事實，也有少數者如地壇和佑安，在等待即將到來命運的同時，也努力在每一個機會來臨時尋找著傳染病醫院的出路。

榮光不再

傳染病醫院誕生于上個世紀50年代，打著愛國衛生運動的烙印，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乙肝、肺結核、麻疹、血吸蟲病……這些古老的傳染病，曾在20世紀的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地域上，猖狂肆虐了大半個世紀，許多人因此喪生，傳染病防治也被提到了舉國的位置。

在傳染病最肆虐猖獗的年代，中國各地效仿前蘇聯，建立起了用于收治隔離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在無藥可治的年代里用一種簡單直接的方式緩解了這一困境。

盡管這一時期的國家財政非常困難，但對于傳染病醫院的支持力度很大。

當時，傳染病醫院處于經常性飽和及超負荷狀態。1956年，北京僅有的一所傳染病醫院，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院（地壇前身），床位緊張，壓力巨大，政府決定再建一所北京市第二傳染病醫院（佑安前身）。

而在世紀之交，隨著疫苗、抗生素的問世，傳染病發病人數驟減，麻疹、傷寒、脊灰等烈性傳染病得到控制。隨之而來的，是乙肝、艾滋病等慢性傳染病患者的激增。

1990年代，醫療機構開始市場化競爭，傳染病醫院同樣需要自負盈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肝病和艾滋病，構成了傳染病醫院的主要“客戶”，甚至在以藥養醫盛行的年代，藥品種類豐富、藥價回扣雙高，部分傳染病醫院過得還算風生水起。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國傳染病防治取得了明顯進展。大多數烈性傳染病已較長時期維持在低水平，有的接近消除，傳染病死亡在死因順位中從第一位降到第十位。在傳染病發病率減少的大環境下，傳染病醫院的業務量不可避免減少。

中國頂尖的兩家傳染病專科醫院——地壇醫院和佑安醫院，也難逃時代的浪潮。

SARS疫情只讓傳染病醫院的高光時刻停留了數年。

國家衛健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黃二丹的“關于傳染病醫院財政經費保障”的研究顯示，2007年全國148家傳染病院中，63.51％出現虧損，當年結余占總支出比例大于5％的僅12所，減除財政專項結余后，148家傳染病醫院虧損5.98億元。

尤其在2017年全面取消藥品加成后，以收治內科疾病、藥物治療為主的傳染病醫院的日子更是捉襟見肘：醫院持續虧損、獎金發不出、科室走大半，陷入“平素吃不飽”和“應急跟不上”的兩難境地。

佑安醫院財務處的前工作人員孫蕊曾于2018年4月在《經濟師》中撰文表示，2016年底開始實施的新醫改（取消藥品加成）后，該院業務收支在原本就虧損的情況下虧得更嚴重。因為該樣本醫院的患者多為感染、傳染以及慢性相關性疾病，治療周期長，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實施醫改后，來自患者服用西藥的收入降幅高達24%。

濟寧市傳染病醫院的總會計師邵士洪亦撰文表示，新醫改之前，濟寧市傳染病醫院藥占比是48%左右，遠高于當地公立醫院33%的平均水平。

“零加成”的藥改政策設想，是希望通過提高醫療服務收入補償。但在《中國醫院院長》采訪山東某傳染病醫院表示，該院醫療服務收入只占業務收入的17%左右，比當地綜合醫院低了近20個百分點。這一數據，彰顯了全國多數傳染病醫院的困境。

一度輝煌的傳染病事業，在今天竟成了一項“虧本買賣”：

一方面，為了滿足隔離條件，傳染病醫院需要設置單獨且較大的空間，不同病種的病人不能收治在一起，使得床位利用率很難達到100％；另一方面，傳染病以內科疾病、藥物治療為主，不像外科那樣開展各類手術，隨著藥品零加價政策的實施，令傳染病醫院的收益變得極為有限。

在計劃經濟時代，傳染病醫院很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與社會的尊重，但在市場化競爭開啟之后，它已經被時代甩在了身后。

錯位競爭，醫療洼地中搶占C位

在世紀之交，傳染病人數急劇減少，北京兩家傳染病醫院都床位閑置、吃不飽飯。佑安醫院有700多張病床，平時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壇醫院有500張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規模也就兩三百人。

當時，北京市政府已經設置了撤并時間表，計劃在2003年“兩會”后將地壇與佑安合并，不少醫生已經在考慮換醫院、換專業。

在北二環安定門附近，地壇老院區的地理位置注定是尷尬的。

在醫療資源極為豐富的北京，與多家大三甲同處鬧市的地壇，并不具備傳染病以外的競爭優勢，但是其傳染病醫院的身份又注定是不受歡迎的。

SARS疫情后，地壇抓住機會，搬到朝陽順義交界的北皋，旁邊就是機場高速。坐擁7萬余平方米的新院區。

沒有人愿意傳染病醫院建在自家門口。盡管地壇搬遷后，確實填補了當地的醫療資源空白，但消除周圍居民對于傳染病醫院的恐懼，乃至在認知中接受這是一所綜合醫院，卻用了很長時間和精力。

但地壇的機遇在于，這是一片醫療洼地，周圍沒有其他大型三甲醫院。

往西南10公里，唯一的一家三甲是望京醫院，但這所中醫院的診療項目有限；往東北20公里，是二甲的順義區醫院；西邊更是一無所有。

距離，是吸引患者就醫的有利因素。

以往，居民們想去一家像樣的三甲醫院看病，就得驅車半小時到北邊的安貞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現在有一所開在家門口的三甲醫院。毗鄰機場的地理優勢，也在源源不斷地為地壇創造著病源和機會。

要打破幾十年來已經定型的傳染病醫院經營模式，注定要耗費巨大的精力。

地壇做了很多努力，和當地派出所、居委會搞好關系，派專家到社區進行宣講，也給予當地百姓便捷就醫的快速通道。

這一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摸著石頭過河。

如果沒有病人，醫院就不可能發展，這是醫療市場幾十年來盛行的鐵定律。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傳染病醫院被到遠離市中心的偏僻位置，新病源收不上來，老病源又有流失。揚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搬遷新址的頭三年，日均門診量不足100人次，甚至不及市區的社區診所。

病人嫌遠不愿意來，地壇就在老院附近安排了班車，每日免費接送患者；同時，為了吸引更多患者，醫院還爭取到北京市醫保不受診療限制的特殊政策。

但在傳染病發病人數減少，靠藥品維系營收不可持續的當下，這條路顯然走不遠。

解決方法在于改變業務模式：傳染病患者是醫院的穩定“客戶”，是存量市場。創造增量有兩個途徑，一是圍繞老客戶創造新需求，在用藥以外，開展檢查和手術；二是把周邊居民轉換為新客戶，新建診療需求量大的學科。

即便如此，轉變也用了4年才發生。直到2012年綜合科室基本構建完成后，醫院在門診、住院、手術等各項指標上幾乎成一個30度角的斜線上升，自此穩固了自己的模式。

搬遷后的五年里，地壇先后換了兩屆具有綜合管理經驗的領導，也正是在醫療資源極度內卷的北京，歷任院長們利用他們的資源，能夠從天壇、同仁、友誼等大三甲醫院挖來副高以上的成熟團隊，同時在引進綜合人才方面十分慷慨，給錢、給房、給科室。

如今，轉型初見成效。

2005年，門診傳染病學科構成比是80.9%，2019年，下降至61.96%，而綜合學科構成比由19.10%上升至38.04%。

此前，地壇患者主要來自于北京四環內，而在搬遷后數年，四環內患者由16%降至6%，周邊順義區患者從原來的 5.77% 逐年增加至 20.33%。

得肝病者得天下，但之后呢？

與地壇不同，佑安的轉型之路更循序漸進，圍繞著肝病病人，他們有什么樣的醫療需求，醫院就從哪里下手。

過去20年里，除了偶爾的應急時刻和季節性的呼吸道疾病，和平年代里的傳染病醫院想要生存，主要就是靠肝病、艾滋病等慢性傳染病病人。

在傳染病領域，肝病是絕對的優勢病種。中國乙肝攜病毒攜帶者一度高達10%，慢性乙肝患者的絕對人數也高達2000萬，這些病人不但需要長期服藥，肝病之外的診療需求從出生持續到死亡。

1979年，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三個小高峰，撞上乙肝快速增長的年代，許多育齡女性都感染了乙肝，很難住進綜合醫院，綜合醫院也不懂如何阻斷干預、防止母嬰傳播。佑安在當時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需求，派了兩名護士到宣武進修，回來后有了三間乙肝孕婦病房。1985年，佑安有了產科大樓，2008年業務規模進一步擴大。

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疾病的演進，大量的慢性肝病病人，會發展至肝硬化、肝癌，需要介入治療的階段；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缺陷，也容易合并腦炎、心臟病。

掌握了肝病病人，就足夠“收支平衡，略有結余”了。

以往，慢性的傳染病病人面臨著“綜合醫院不敢收、專科醫院治不了”的尷尬處境。即便收到了傳染病專科醫院，并發癥的診療也需要請外院專家會診。

病人有綜合診療的需求醫院也有發展的考量，自然想把這塊業務囊入其中。

佑安醫院根據疾病譜變化和自身優勢，從西醫到中醫，從基礎到臨床，從外科到內科，包括介入、人工肝等新技術的應用方面，進行了突破，肝移植數量和質量近年來一直排在全國前列。

但問題是，自從大范圍接種乙肝疫苗后，中國開始摘掉了“乙肝大國”的帽子，佑安也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困境，在完成免費向肝病、艾滋病給藥的政府公共衛生職能外，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方向。

在辦公室見到佑安醫院副院長蔡超時，他多次糾正了“傳染病專科醫院”的說法，而是強調“以傳染病為特色”“大專科小綜合”，在他看來，更為貼合的一種說法是“傳染病綜合醫院”。

狹義上，傳染病醫院不僅要收傳染病病人、還要治傳染病病人，解決傳染病患者身上的其他綜合病癥；廣義上，則是為非傳染病患者提供服務。

但位于寸土寸金的北京南二環邊上，既無土地資源，又很難與其他的頂尖綜合類三甲醫院一爭高下。

20年后，當傳染病專科醫院重新站到了疫情一線，佑安等來了2003年之后又一個發展契機：在首都規劃里，它將在大興擁有一所全新的綜合院區，這也意味著，它有可能在傳染病式微的未來到來之前，通過轉型成綜合醫院，扭轉傳染病專科醫院即將面臨沒落的命運。

2021年，佑安醫院新建了神內、呼吸、心內等科室，2022年，已經獲批計劃新開8個治療組，除此之外，口腔、眼科、體檢中心等偏消費屬性的醫療項目也在開展中，快馬加鞭打造綜合醫院模式，提前為將來新院區的發展儲備人才。

改革并不容易進行，最難的是人。

由于傳染病醫院長期運營差、風險高，很難吸引到優秀人才，也很難把人才固定下來。傳染病是傳統的優勢領域，但風險高、收入偏低；在綜合領域，專科傳染病醫院的平臺比不上同級別的綜合醫院，綜合科醫生過來也主要承擔會診的職能，一時難以大展身手。

下一個20年，傳染病醫院長什么樣？

在種種特殊的歷史機遇下，地壇醫院轉型綜合醫院，只能作為一個集“天時地利人和”為一身的個例。這條探索之路也僅僅剛剛開始，還遠未形成一個完全成熟發展的模式。

在地域遼闊的中國，東西部與中原經濟文化環境多元分化，如果順著歷年全國傳染病報告的數字尋找，展開的可能是一幅風格迥異的畫卷：東北西北內蒙古，草原戈壁與沙漠，鼠疫、布病、出血熱、炭疽等烈性傳染病，依然每年如期而至，不乏死亡案例。

而恰恰是這些地方，經濟發展落后，常年投入不足，人才流失嚴重，綜合化方案有心無力，傳染病醫院大概率要被綜合醫院托管。

醫院發展靠病人。在傳染病人數日漸減少的當下，醫院接收的是存量病人。加上大部分傳染病醫院地處偏遠，病人和醫生都不愿意來，醫院和醫生得不到鍛煉和發展，由此陷入惡性循環。

如今，連傳染病教學都成問題，佑安醫院呼吸與感染科主任梁連春只能將自己當年親自上陣處理過的病例做成照片和視頻，向學生們生硬地講述這些古老疾病的神秘與特征。

在中國正飽受傳染病肆虐的1950年代，西方已經開始陸續關閉傳染病專科醫院，少數的慢性病傳染病健康管理問題，被集中在了一兩家綜合醫院的內科門診，且作為非主營業務。

這是中國正在經歷的現狀，也是中國即將面臨的未來。

一個迫切擺在眼前的問題是，承擔著公衛職能的傳染病醫院，長期以來生存壓力巨大、經營慘淡。過去兩年里，傳染病醫院的日子并不好過，新冠疫情的反復也使得醫院在“復診-閉院”之間搖擺。

蔡超告訴八點健聞，為了堅決完成疫情防控和國家重大活動保障任務，醫院抽調了大量人力，甚至不惜暫時關停部分病房。

當疫情防控工作關停了醫院，當全部目光聚焦在傳染病上，沒有醫院自身造血的能力，僅靠公衛補助，畢竟是有限的。

很少有改革者能在任期內預見20年乃至半世紀后的未來。對于這一切發展變化，多數傳染病醫院選擇了接受和適應，因為無法改變。

一位傳染病醫院管理者建議，傳染病的防治未必要以專科醫院的形式存在，指定一家實力強的綜合醫院，設立獨立的傳染病醫學救助中心和大樓，平時醫院照常開展自己的綜合業務，遇到疫情迅速轉為定點醫院。

下一個20年，傳染病醫院會以什么樣的面貌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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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鑫｜撰稿

徐卓君｜編輯

實習生嚴勝男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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