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第30個世界精神衛生日， 由北京安定醫院牽頭的“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公布結果。

這項歷經近9年的研究，對全國73000多名6~16歲少年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和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兒童青少年整體精神障礙流行率為17.5%。其中，焦慮障礙占4.7%，重性抑郁障礙占2.0%。

同日，“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24.6%”登上微博熱搜。這一數據的來源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團隊今年3月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

近年來，青少年抑郁癥已進入我國公眾的視線。由個體傷亡事件引發的一輪輪討論，像是不斷涌動的暗流，匯成家長、學校以及所有關心兒童青少年者的困惑和不安——我們的孩子越來越不開心了嗎？青少年抑郁何以至此？

如果將兒童青少年的成長比作一場航行，抑郁癥流行病調查數據和個案所揭示的現狀，就像是一座突然出現在視野里的冰山。而在此之前，掌控舵盤的成人對這一危險的存在一無所知。

但這種手足無措的感受幾乎是注定的——客觀地講，青少年抑郁癥仍然是一個較新的議題。

知名媒體人張進2016年創辦抑郁癥患者社群“渡過”后，結識了許多抑郁癥患者。他在講述自己療愈經歷的書中寫道，“由于病恥感的存在，主流社會對他們（抑郁癥患者）的了解是扭曲和變形的，充斥著各種似是而非的想像。”

事實上，即便是資深的精神科醫生也可能在青少年抑郁的臨床診治中感到困惑。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副院長、主任醫師姚貴忠對一位15歲的患者印象很深，這個孩子無論是學課內知識還是樂器，不費力氣就能完成得很好。但那次問診的過程，被姚貴忠比作一場“生死談話”。

他直言，“我不知道用什么樣的方式跟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去討論他對人生的厭倦，怎么讓他能夠熱愛生活。好像說什么，自己都覺得很蒼白。”

在診療資源較少、社會支持系統不完整的當下，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和家庭，甚至一些醫生和咨詢師都深感自己在向未知的區域探索。而這種探索，在為更多患者消除盲區的同時，也在更新整個社會對少年兒童和他們所處環境的認知。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被忽視的青少年抑郁

“社會心理的延遲、變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是以犧牲青少年穩定、持久的心理認同為代價的”。

即使是在率先工業化的西方發達國家，兒童抑郁作為一種精神疾病，被廣泛認同，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認知歷程，成人抑郁是可接受的，而成長期的兒童青少年或許只是暫時出現了“青春期的煩惱”。

比抑郁更先進入人們視野的，是青少年自殺自傷事件。

2008年，安徽醫科大學的孫瑩等人對安徽農村地區10894名中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當地中學生總體自傷報告率為 22.3％。

2011年，四川大學華西心理衛生中心調查了當地1312名中學生的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結果顯示，有22.67％的人在近一年內曾有過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有63.36％的人曾采用多種不同的方式進行自我傷害。

越來越多的報告，結論為“當地中學生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發生率很高,應依據其主要危險因素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

然而仍有不少家長堅信，抑郁的孩子是在“裝病”，或只是“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時間就好了。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普遍懷疑嚴重的抑郁癥在低齡人群中是否存在。其核心理由是，孩子們的心理和認知結構尚不成熟，不具備體驗抑郁的能力。但這種推論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案例出現而瓦解。

研究者對兒童青少年群體抑郁癥的存在一度遲疑不決，主流社會也往往表現出不解和否認，而且這種態度仍廣泛存在。

畢竟，當理應得到了最多庇護和關注的孩子不再簡單直接地表達情緒、對周遭失去興趣，被顛覆的是絕大多數成年人對童年和青春期的美好想象。

共識和解釋的匱乏像是籠罩患者和其親屬的迷霧，而在低齡抑郁癥的案例中，這種狀況很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

而由于孩子們的社會化程度低，宣泄情緒和尋求幫助的途徑也比成人更少。多位國內醫生在采訪中提到，非自殺性自傷是目前青少年患者中的常見癥狀。

但滯后的認知，并不能一廂情愿地掩蓋青少年心境障礙的真實存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無意的忽視”，才使得青少年抑郁問題，長期掩于冰山之下。

由于孩子們的社會化程度低，宣泄情緒和尋求幫助的途徑也比成人更少。

姚貴忠也在臨床中觀察到了自傷行為，“孩子們，沒有其他的能夠宣泄的方式了，就只能傷害自己”。

北京回龍觀醫院主攻青少年抑郁的醫生王智雄大夫告訴八點健聞，青少年抑郁要比成人抑郁更復雜，伴有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的情況不少見，有些癥狀，比如命令性幻聽或妄想會增加青少年兒童抑郁患者的自殺自傷行為。

與成人抑郁不同，兒童青少年抑郁出現時更為隱蔽，發生風險更高，是成人的4-5倍，且有一個緩慢而長期的發展過程，而孩子們自我覺察力低，易被忽視，因此，家長的認知，極大的影響了兒童青少年患者的干預時間和治療方向。

但是，當孩子情緒低落、易怒、無價值感，注意力不集中，還伴有睡眠、飲食障礙等軀體癥狀，少有家長能認識并接受，孩子的“行為問題”，可能是一類精神疾病。

認知不到位、覺得抑郁不過是“想不開”，強烈的病恥感，社會對抑郁癥的誤解甚至嘲諷，使得患者往往“諱疾忌醫”， 調查顯示，我國抑郁患者群體就診率極低，不足20%。

2016年，一項納入72402名調查對象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狀流行率的合并值為15.4%， 而今年3月，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提及，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為7.4%。

《中國青少年發展報告》還顯示，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中，有近3000萬人受到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

青少年抑郁，以精神疾病之名，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終于被看見了。

黑暗中摸索的家庭

當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自殺自傷事件見諸報端，當人們開始意識到“青少年心境障礙”的存在，便開始追問“為什么？”，便開始反思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反思教育體系對“提升心理素質”的忽視，反思自殺事件報道帶來了“傳染”，反思不合理的原生家庭養育模式導致了孩子抑郁。

但過度關注“為什么”，反而忽視了“怎么辦”，家有心理情緒障礙患兒的3000萬家庭在缺乏體系支撐的黑暗中，踽踽獨行，舉步維艱。

王智雄大夫告訴八點健聞，與成人抑郁相比，青少年抑郁的診治要更為復雜，一是二者接診方式不同，青少年的自我覺察力低，需要醫生耐心引導才能描述清楚癥狀，二是在癥狀及解決方案上，也有差異，比如成人抑郁首次發作，很可能最終確診便是抑郁，而十二三歲的青少年首發抑郁，接下來要高度警惕轉變為雙相情感障礙的可能。

但我國專業兒童精神科醫生不足500人，且主要集中在個別城市，甚至一些省會城市也沒有專業兒童精神科。

“十七八歲的孩子，應該是看兒童精神科，這些知識也都是后面才知道的”，很多家長就醫時，不知道兒童精神科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沒有找對醫生。

在一次又一次地就診過程中，上海的楊女士終于知道了，“見醫生前需要做好筆記，睡眠時長、睡眠質量、購物需求、精神狀態、飯量、注意力、社交、學習.......要在5~10分鐘內快速地把準確的信息提供給醫生，醫生才能更好的確診”。

專業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在接診時，理論上，接診時間要明顯長于成人，一般為半小時左右，但由于醫療資源的匱乏，實際問診過程中，少則五分鐘，多則十幾分鐘，半小時的接診時間，很難實現。

青少年抑郁是一類病因不明、診斷主觀性比軀體疾病較強的疾病，而交流不足、對某些精神和心理癥狀問診不到位、診斷倉促，則可能會導致誤診。

精神康復診所港川三益的創始人兼技術總監陳美玉博士告訴八點健聞，青少年抑郁是一種“生物-心理-社會”疾病，治療方案由專業醫生負責，但心理治療與精神康復卻是由心理咨詢師、精神康復及社會支持體系完成。

與其他疾病不同，治愈抑郁并不能全部指望藥物，一次發作平息也不是治療的終點。陳美玉博士告訴八點健聞，青少年抑郁治療的期望是“恢復社會功能”，學生要復學，要社交，要回歸社會生活。

青少年抑郁患者群體休學率極高，但“抑郁的孩子一旦休了學,復學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社交能力退化，極度社恐，注意力無法集中，嗜睡，情緒波動大，校方、教師、同學以及其他學生家長，并沒有寬容“問題學生”的義務。

“抑郁的孩子一旦休了學,復學是非常困難的，我家孩子去年復學，就上了一天，給他帶了飯去，結果周邊有同學,他連飯盒都不敢拿出來，就在座位上坐了整整的一天”，一位被抑郁癥困擾的孩子的家長馬寧告訴八點健聞，“這樣的案例，我身邊比比皆是，很多小朋友，上了一節課，就又回家了”。

即便恢復效果良好，但抑郁常有反復，在長期教育生涯中，抑郁是抹不掉的“不良印記”，“這段休學經歷，你不敢寫在簡歷上，甚至高中抑郁的話，人家大學都不想收，大學休學最長兩年，兩年之后就要重新開始，都是壓力.......”。

兒科精神醫生、心理咨詢師、社會支持體系，各自的基本盤還未成形，形成聯合治療方案，更是難上加難。

從青少年抑郁被看見，到家庭、學校、社會形成合力托舉患病的青少年，再到醫療、心理、精神康復領域配合攻克一種病因不明、無相對客觀的診斷技術、無特效藥的精神類疾病，一切才剛剛開始。

對于絕大數孩子罹患中重度抑郁、休學在家的家長來說，復學太奢侈了，“我們現在做家長的，要陪伴孩子，不做預期，不看過去，不看未來，活在當下?！?/span>

礦井中的金絲雀

姚貴忠做精神科醫生已經30多年，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他的專項是成人精神分裂癥。但這幾年，他感覺自己“有些改行了”——診室里的抑郁癥患者越來越多，其中青少年的比例明顯提高。

“不可想象的忙碌”，姚貴忠這樣描述北大六院的兒科門診現狀。正常情況下，一位醫生如果從中午開始出診，大概在四點半結束。但現在“加班至晚上十一二點，連軸轉”幾乎成為兒科醫生的一種常態。為了分擔陡增的就診需求，不少像姚貴忠一樣的成人科醫生也開始接診青少年患者。

在近期《財新》刊載的一篇專訪中，北京安定醫院院長、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剛也提到，到醫院來看病、住院的青少年絕對數比以前明顯增加是臨床最突出的感受，“北京安定醫院一般要求16歲以下患者收入兒科病房，現在兒科病房已經住滿，床位非常緊張，一些十四、五歲的孩子只能住在成人病房?！?/span>

但多位專家也提醒道，由于歷史數據的缺失，目前無法得出我國青少年抑郁癥發病率提升的明確結論。

作為一種“貨真價實”的疾病，抑郁癥是生物、心理、社會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肚嗌倌暌钟艏彝ブ改稀分赋?，與其他軀體疾病不同，人們往往對精神病癥為什么發生更加關注，在個案早期過度糾結于病因甚至可能耽誤干預的時機。但在完成診斷之后，追究誘發病情的原因對治療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面對規模擴大的青少年患者群體，許多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和咨詢師都強調社會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更棘手的案例中。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會生活的核心部分。陳美琴兼職從事自殺干預、心理咨詢的6年時間里，接觸最多的案例便是青少年抑郁癥。而她時常感到家長和孩子同樣需要接受咨詢。甚至，由于家長本人拒絕咨詢，一些案例很難按計劃開展下去。

家長的覺察和成長決定著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療愈可能，而家庭也的確是孩子成長的最直接的土壤。在“原生家庭可以解釋人生的一切不幸”成為流行的概念之后，將青少年出現抑郁歸咎于家長的失職和過錯，幾乎是最自然的傾向。

但，家長真的是一切問題的源頭嗎？

一位上海家長在孩子患抑郁癥后結識了許多相似經歷的家庭，她的觀察是，“ 特別窮兇極惡的家長幾乎沒有，都是平均數。普通的家長，普通的家庭，會犯小錯誤，也關心孩子?！?/span>

那孩子的情緒問題是如何出現的？這位家長認同的說法是，孩子作為家庭中最弱小的成員，會成為整個家庭焦慮和痛苦的承接者，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焦慮大概都讓小孩子來承接了?！?/span>

姚貴忠醫生也表示，將孩子的抑郁癥簡單歸咎于家長是不準確的，家長也是被時代所裹挾 的個體，是社會大趨勢的被動依從者。

“設身處地想想，孩子現在這生活要讓我們過一下試試會怎么樣？”姚貴忠現在每次出診都會遇到處在不同升學節點的孩子。從七點鐘起床，一天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干一件事，每天晚上都讓你加班，周末你還得加班——這本來是一個段子，但對照日常所見案例，姚貴忠認為這段描述相當寫實。他認為，如果一個人從小學到進入大學的全部生活都處在這種狀態里，出現抑郁幾乎是自然的。

時代的車輪飛速滾動，所有身處其中的人都本能地努力跟上。但正如姚貴忠所說，為孩子營造具體生活環境的大人，應該做出相對獨立的判斷——“這個考學、升學到底有多重要？比如孩子已經很努力了，但是沒有達到那么高的成績，是不是就不要在學習上使勁給他們壓力，接受他們現在的這種狀態？大人不接受，孩子自己也就不接受，這是個挺大的問題?！?/span>

盡管青少年抑郁癥具有獨特的臨床表征，但同處一個時代和社會，成人和孩子精神困境的根源并不是割裂的。

心理咨詢師徐凱文有20年執業經驗，他在2016年左右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用以描述越來越多的非典型抑郁癥患者。

他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說，他們會有強烈的孤獨感和無意義感。他們的人際關系通常是良好的，但是他們身處其中卻深感疲憊。他們對生物治療不敏感，甚至無效。傳統心理治療也療效不佳?！边@些患者“都受害于一種強烈的社會價值觀，即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錢、地位，學習和工作只不過是追求這一目的的手段?！?/span>

“患者對于人生價值這一終極問題的困惑超出了情緒、行為和認知這些咨詢師慣常介入的層面?！?/span>

姚貴忠在面對那位認為生活沒有意義的15歲少年時，也體會到患者的問題根源已經超越醫學范疇——“這完全不是通過談話能解決的。這件事只有通過他自己去生活、去體驗，然后慢慢培養出一種對自己的生活能夠能夠選擇的（信念），他才慢慢知道生活的意義在哪兒。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給他們提供選擇，我們評價孩子的標準很單一，他們除了學習沒有別的選擇?！?/span>

那是個讓姚貴忠印象最為深刻的抑郁少年就診者，無論是學課內知識還是樂器，不費力氣就能完成得很好，然而，他不快樂。

過去，英國煤礦工人在進入礦井時，通常會帶上一只金絲雀。如果鳥兒停止了歡快的叫聲，礦工就知道有害氣體和污染物可能增加了，并采取相應的行動。

孩子就像是礦井中的金絲雀，他們可能比成年人更早、更劇烈地感知到外界環境的變化。當他們反常地沉默，應該被所有人當成一種警醒。

給予耐心，而不是急于貼上標簽

世界衛生組織曾公布一項數據，多達50%的成年人精神障礙起病于青少年時期。在出現抑郁癥狀之初，這些成年患者常被視作性格有問題。而在問題被隱藏、壓抑多年后，病情往往已經非常復雜，發展為難治型抑郁癥。

盡管面對一小部分難治型案例中，資深的精神醫生和心理咨詢師也可能感到現有辦法的局限。但這不意味著要被動地回應青少年抑郁癥的問題。

青少年期的一些特性使這一年齡段抑郁癥的診斷和治療顯得尤為重要。《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對此指出，占首要位置的原因是，如果不接受治療，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發展都可能受到嚴重傷害，并且，留級或休學不是全部的后果，“在這一情緒成長和改變的重要時期，這些疾病會從根本上造成發展過程的停滯。”

幸而，在青少年期發病的抑郁癥患者多數病程較短，在一定程度上，這也許便意味著更大的治愈可能性。

姚貴忠提到，兒童青少年抑郁癥與成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可變性。這一方面導致孩子更容易出現沖動自殺的情況，但在另外一方面，不穩定性中也包含著轉機的可能。隨著年齡增長、生活閱歷增加，仍在成長的抑郁癥患者有可能尋找到新的穩定狀態。

自傷與自殺，是幾乎每一位面對青少年抑郁的醫生都特別提到的。從事心理咨詢多年的陳美琴則將自己對這些抑郁少年的感受表達為“心疼”，她提到，很多抑郁癥自殺的孩子，“哪怕在自殺前有一個人能夠覺察到，能夠給他一些溫暖，也許都不會走這一步?！?/span>

周圍人看似不起眼的善意和關懷可能將一個患有抑郁癥的孩子從絕路上拉回來，誤解和厭棄則起到相反的作用。在她與這些抑郁少年們的接觸中，時時能夠體會到這一點。

一位四年前被診斷為抑郁癥、目前轉為輕度的17歲患者談到自己對社會和親人支持的渴望，“在抑郁期間，只要家人對你好，哪怕一點點都是可以察覺到的，心情就會改變很多，變好很多?！?/span>

給予耐心，而不是急于貼上標簽——無論是對未成年人抑郁癥治療還是其本來的成長教育，這一點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

感謝渡過創始人張進在本文成稿過程中給予的幫助。

張宇琦、于煥煥丨撰稿

徐卓君、李珊珊｜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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