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由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主辦，健聞傳媒聯合主辦的“醫工轉化，實現共贏”——第十一期生命健康創新技術成果轉化研討會在浙江紹興舉行。

醫工轉化，指的是將醫學知識和經驗與工程技術進行結合，從而創造出能夠滿足臨床需求的全新的醫療產品。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諸如哈佛、斯坦福這樣的世界頂尖大學開始投入巨資開展醫工轉化的研究。數十年來，全球的醫工轉化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

但從國內的情況來看，醫工轉化仍然面臨許多現實障礙，大批來自醫院的科研成果像一座座沉睡的火山，沉默卻蘊含巨大能量。激活這些火山，不僅能夠給患者帶來治療上的獲益，也能推動醫療產業快速向前發展。

在當天的研討會上，來自政府部門、三甲醫院、行業協會以及投資機構的多位嘉賓代表就“如何加快推進醫工轉化”進行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

醫工轉化，正當其時

中國的醫工結合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綜合性大學或理工科大學的工程專業與獨立設置的醫科類院校合并，大批重點高校先后建立了以醫工轉化為特征的交叉學科研究中心，這也是醫工轉化首次在中國獲得實踐。

1984年12月，中國泌尿外科奠基人吳階平院士就曾公開表示，醫工結合在我國的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他談到，“我認為，臨床醫生要知道醫療器械設計制作中的一些特點，而制造器械的同志也應了解臨床的實際需要……工廠有積極性地去開拓新產品，醫生有積極性去改進醫療器械，兩個積極性可促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因此兩方面都要為此貢獻力量。”

三十多年后，醫工轉化的概念早已從臨床專家的認知層面躍升到了國家的頂層設計。今年3月發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指出，科技創新要堅持四個“面向”，第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第二是面向經濟主戰場，第三是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第四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這是國家首次把科技創新和人民生命健康的結合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這兩者的結合之一就是醫工轉化。

另一項重要的政策也在向從業者們提示著醫工轉化的重要性。今年6月，國辦發布《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公立醫院必須走出一味追求病床擴張、診療規模擴張的老路，駛入依靠科研產出、成果轉化的高質量發展軌道。這也被業界解讀為公立醫院即將釋放醫工轉化潛能的前兆。

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成果轉化中心副主任歐陽晨曦對此深有感觸。十多年前，當他以血管外科臨床醫生的身份去嘗試醫工轉化時，他還只是一名孤獨的戰士，自學、碰壁、不被同行理解。但如今，他每天都會接到來自臨床醫生的電話，和他談想法，聊創意。

△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成果轉化中心副主任歐陽晨曦

“今年上半年，我和院長說，我可以一年轉讓10個專利，院長不相信。但現在才半年多了一點，阜外醫院已經轉讓了10個了，資金接近5000萬，你會發現，醫工轉化好像已經成了一種潮流，大家的積極性已經起來了。”

成果的鑒定會，就像是成果的葬禮

歐陽晨曦的判斷得到了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的應證。通過視頻形式在線參會的朱同玉說，以他所在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為例，近兩年的專利數量就達到了一千二百多項，醫生們的鉆研熱情十分高漲。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也浮出了水面——專利的轉化率并不高。

“我們的成果非常多，現在等待轉化的專利大概有一千八百多項。我們醫口有兩千多個博導，一萬多名研究生，這么大體量的研究隊伍，這么多專利，每年實現收入有多少呢？一到兩個億，這和我們的體量是完全不相符的。”

朱同玉說，他做過統計，國內醫學院校的專利轉化率大概在10%左右，高一點的像中山醫院可以接近20%，但這和國外發達國家40%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曾經有一位行業內的企業家告訴他，在中國，科研成果的鑒定會就像是一場葬禮，很多成果鑒定完以后就被束之高閣了，只有在職稱評定時才會有人問津。

這背后的原因當然是復雜的。

比如說制度設計。在國內，大部分手握醫學科研成果的都是高等院校和公立醫院，屬于事業單位。當事業單位要把科研成果拿出去轉化的時候，就會面臨國有資產流失風險的問題，首先是這個成果的價值誰來評定，是否合理；其次就是換回的資金，多少進入科研人員自己的口袋，多少再回到單位的賬上。這些事不是說做不了，而是很花精力，同時還要承擔廉政風險。

其次是平臺支撐。國際上，發達國家在處理科技成果轉化時的慣用做法是在高校成立技術轉移轉讓辦公室，并且給予充足的崗位。在國內，雖然大學也有設立技術轉移轉讓辦公室，但人員數量和編制遠遠不及以色列、美國、日本這些科技成果轉化率高的國家。據相關數據統計，中國高校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但專利轉化的人才隊伍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

最后是專業人才的培養。這里的專業人才指的不是醫生或者工程師，而是為醫工轉化做好服務的中間人。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楊涵對這個話題做過非常深入的調查研究，他發現在日本的個別大學里，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人員，保底都有8年以上的工作經驗，這些經驗可能來自會計事務所、律所、企業，他要懂得法律、市場、投資，甚至是政府關系。

△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楊涵

“他首先肯定是專利方面的法律專家，這是必須的。其次具體到醫工領域，他多少要有醫學背景，能夠看懂產品。他還要有市場的敏感度，能夠幫助產品來做推廣銷售。轉化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它不是終點，最終你是要把學術上的某個成果變成醫生患者真正愿意用的東西，這是我覺得未來需要著力發展的。”

可以被喚醒的火山

有痛點和堵點，就得有相應的解決方案。

一個鼓舞人心的案例，來自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上海公衛中心投入了200萬元的自有資金，已經帶來了上億元的科研轉化成果。曾兼任上海公衛中心主任的朱同玉還分享了一個數據：過去的2020年，上海公衛中心共有14項科技成果得到轉化，合同金額超過2億元。

“我們其實是自己建立了一套專利轉化的體系。這里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科技成果的成本核算制度，哪些東西要算進去，哪些東西不能算；比如成果轉化成立了公司，公司怎么來運營管理，我們開了無數次的會議來確定這些規則，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上海市專利轉化的試點單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公衛中心還按照轉化流程設計出了一套小程序，所有進入轉化流程的科技成果，都可以在小程序上進行操作和查看，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也為后續的試點推廣提供了可能。

除了制度上的突破，如何借力資本和產業來推動醫工轉化，也是當天嘉賓們熱議的話題。上海敦復醫療投資管理集團CEO卓光嵩表示，醫工轉化到了后期，普遍會面臨醫療專業之外的企業管理問題，他曾合作過一個醫學成果轉化項目，雙方在簽訂合同時，對方明確表示，自己只專注于產品研發，其它所有事項，包括知識產權保護，都要由企業來負責打通。

“我就是想說，如果我們的科學家或者專家，自己沒辦法全身心地入局，多和產業界或者投資界來合作。現在的創新已經過了那個靠想法就能成功的階段了，它既需要橫向的協作，也需要縱向的接力，把技術、企業和資本真正融合在一起。”

但無論是制度設計，嫁接資本，還是平臺搭建、人才培養，想要真正把醫工轉化這件事做大做好，就不能光靠一家醫院，一家企業，而是需要一個強大的綜合性平臺，來承載上述所有的配套服務。

今年，由中國康復技術轉化及發展促進會和紹興市濱海新區管委會共同發起設立的“長三角（紹興）高端醫療器械技術轉化中心”正式落地，這也是國內在醫工轉化上的一次重要的破局之舉。紹興市濱海新區匯集了生物醫藥和集成電路兩大浙江省級萬畝千億產業發展平臺，正好是醫工轉化的兩端。

紹興市濱海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鄭華表示，設立長三角（紹興）高端醫療器械技術轉化中心的目的，就是讓醫療人才只要帶著技術來，就能在這里實現從零到一的全過程。

“我們希望通過和協會的合作，借助這個平臺把創新端到應用端的全鏈路打通，帶動醫療創新技術的落地，培養更多的有潛力的創新企業，走出一條更有力的產業化道路，我們不是管理者，我們就是大家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