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建重修、再建分院——公立醫院的跑馬圈地從沒有停歇過。后疫情時代加上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更為公立醫院的“橫征”添了一把火。

據八點健聞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全國范圍內有近20個地區，102家三甲公立醫院開啟了分院建設潮，新增床位數12.8萬，投資金額高達1800億。

江蘇、北京、上海、山東、陜西、四川、安徽、浙江、廣東，成為建分院“狂熱分子”。

當安徽斥資70億建安徽省立醫院濱湖院區時，南京砸下60億，推進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新院區，而西安市紅會醫院高鐵新城院區憑借57.5億，成為為西安市史上規模最大、床位最多、投資最多的一所醫院。

大建分院的背后是各地新建、改建公立醫院的浪潮：

2021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十四五”期間要新增病床位2萬張，三甲醫院達30家；

河南省要求未來五年新增162所三級公立醫院；

西安市規劃新增床位數一萬六千余張，幾乎是西安市現有床位總數的1.5倍；

濟南市推動的市屬醫院（院區）建設項目總建筑面積逾百萬平方米，新增床位近8000張；

蘇州市政府宣布，在“十四五”期間，三級醫院數量要力爭增長50%、增至36家，三甲醫院要力爭新增10家。

地方衛健系統的一位官員指出，后疫情時代，又趕上了十四五的開局，一般情況下，開局投入較多，造成了三甲醫院大規模上馬的一種感覺。

推動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統籌推進公立醫院建設，無可厚非。握有優質醫療資源的大三甲們，相比于新建的三甲公立醫院，無疑更有能力、底氣，帶動區域醫療發展。

但更為現實的問題是，當老百姓們奔著總院的品牌、名氣，涌入當地的分院之后，分院會再次成為基層的抽水機，還是一個醫療均衡發展的橋梁？這將極為考驗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擴張——醫院的本能

廣州增城區，馬上迎來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增城院區的開業。這個開放床位1000張、總投資達20多億的醫院，在建院之初的愿景即是是成為——全亞洲最大的婦幼醫院，成為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主要分院區之ー。

多院區布局，是近年來“中山系”、“北大系”、“華西系”發展的通用模式。

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在樂山建了峨眉分院之外，擴建的步伐延伸至廈門。投資額近30億的四川大學華西廈門醫院，預計今年年底完工。

建一個分院，意味著有更大空間來擴展、調整，對于院長們而言，就像家里添丁一樣，總是很歡喜的。

一位上海衛健系統官員直言，上海的優質資源集中在中心城區，用地緊張，醫院就地擴建成本太高了。主院區發展空間不足，在郊區建分院，可以滿足院長們對醫院轉型的需求。

國內首家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浙大二院院長王建安公開表示過，“目前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區的面積有40畝。浙大二院用這40畝地為每年來院的400萬患者服務、為產學研服務。時代在進步，空間限制了醫院將來的發展。”

一旦醫療資源過多集中在市中心，醫院門口主干道幾乎常年擁堵。疏散醫療資源，也的確成為必然。

擴張的沖動，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在多種因素混合之下，成為一種潛意識的本能。一位行業人士指出，當公立醫院成為龐然大物之際，組織內部就有內生的膨脹需求，而長期的虹吸效應更刺激了這一欲望。如今，公立醫院收入發展受限、業務激勵機制不足等，內卷化焦慮之下，擴張沖動暗潮洶涌。

一位公立醫院院長袒露，一旦聽到別的醫院床位擴大了，自己要是不動，就顯得落后了。“大家一直有一種競賽、互相比的壓力。”

隨著房地產的高歌猛進，醫院配套成為剛需——在南京，江北新區以“打造區域醫療新高地 建設全民健康新主城”為目標，豪擲200億元用于醫療機構規劃建設。每年新增不低于5000萬元，用于人才引進培養和醫療機構能力提升，著力提升區域醫療服務水平。

一位基層醫保人員提到，地方政府引進大型醫院開分院屬于面子里子都合適的事情。有些是院長上門送分院，但是更多是行政力量去給醫院送分院，給地皮甚至是給建設費用，要求大醫院去托管，相當于白送。

后疫情時代的政績觀念驅動，更為擴張添了一把火。一位行業人士透露，“大家都知道衛生強基層是根本出路，但興建大型醫院比較容易‘顯政績’。同樣的，在DRGs等改革全面落地之前，醫院領導也想最后再‘沖量’一次，現在虧得多，正好可以要政策。”

新城區的官員們有自己的見解——公共服務必須先行，不能等到人都去了，再去造公共服務設施。哪怕是不盈利或不能維持財政收支平衡，教育、醫療也必須新建。

地方主政者和院長們一拍即合：地方上有造城沖動，希望引進大型醫院分院提高地價；而大型醫院經濟考核粗放，不細究效益，只追求“走量”。

會不會又一次成為基層抽水機？

公立醫院的擴張潮從未停止。

上一輪的公立醫院擴張潮從2005年開始，整整15年內，大醫院們挾政策之威，借中國經濟騰飛之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速擴張， 一座座設備精良規模巨大的“超級醫院”飛速長成。

截至2019年，擁有超過2500張病床的醫院有100家以上，更是誕生了被稱為“全球最大醫院”的鄭大一附院，這家超級醫院在鼎盛時期有一萬張床位。

一位醫療界人士曾經將極速擴張的超級醫院比作是抽水機，源源不斷地將整個地區甚至是整個省份的病人，優秀的醫生、醫保資金“虹吸”入自己囊中。

而真正的社區衛生中心、鄉鎮衛生院、乃至一級二級醫院，在病人流失、醫生短缺中日漸萎縮。

政策制定者并非沒有警覺。

2014年，國家衛計委近日下發一份《關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的文件提到，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暫停審批公立醫院新增床位。嚴控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建設標準，以及大型醫用設備。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

但公立醫院的擴張并沒有因此而按下暫停鍵。

單體醫院的擴張受限了，就以新建醫院，或是建分院的形式擴張。

一位離職醫生回憶，七八年前，他還在某市三甲醫院任職的時候，醫院擴張到了郊區，當時院內流傳，給銀行的貸款，市政府出面幫忙一筆勾銷。后來又把總院對面的一所中學并進來，校舍改建成醫院，現在又要在另一個郊區再建一個分院。

“郊區患者剛開始數量較少，一個病房可能只有兩張床，甚至三張床。如今病人多了起來，也開始往里塞床了。”

202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關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進新城規劃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等5個新城至少設置1家三級甲等綜合醫院、1家區域性醫療中心和1家中醫醫療機構。

五個新城，五所三甲醫院，勢均力敵。

但上海的政策照搬到了其他省份，卻水土不服。一位行業人士認為，上海的優勢在于三甲醫院眾多、且實力不相上下。“上海有6所醫科大學，5個新城，可以均衡配備一所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但中國更多省份現狀是，公立醫院一家獨大，像鄭州，如果搞三個新城，但只有一家鄭大一。”

盡管一位地方官員強調，政府對于新城區的衛生醫療投入，都是理性的。“畢竟適度規模和管理成本，一定有一個邊際成本，它的拐點，是由每個醫院自己去掌握，政府的作用在于防止醫院規模過于龐大、邊際產出效率極低。”

但政府該如何防止公立醫院愈加成為龐然大物，沒有一份作業可抄。

醫院多區管理已經普遍化了，多數情況下，只有大三甲有能力、有條件、有動力去不斷擴張。因為它在整個醫療服務的格局當中，有強大的競爭力和生命力。

“虹吸、圈地，是大醫院里普遍存在的現狀。大三甲們到底是和以前一樣，做橫向的復制擴張，讓它繼續虹吸常見病、多發病，還是走內涵式發展，走精細化管理，這就在于政府對醫院的定位和功能，以及每一個地方治理者的眼光和決策了。”

他強調，“拉長板補短板，優質醫療資源擴容，跟建分院和規模的擴張是不矛盾的。不是說不能建分院，但建什么樣的分院，在哪里和你賦予它什么樣的功能，能實現什么樣的功能，這才是最關鍵。”在他看來，中心城區的總部醫院，應該以醫學研究為主，兼顧臨床服務；新城的分院，則是是臨床服務為主，兼顧醫學研究。

但一個三甲醫院的醫生指出了嚴峻的現狀——“對于中國絕大多數醫院而言，判斷醫生水平，通過論文的數量，因為我們沒有更好指標來看，對于一個地方政府來說，發展醫療水平，可能最簡單的東西，就是建了多少個院區，增添了幾張床位。”

更為現實的問題在于，本該以研究疑難雜癥為主的大三甲們，仍舊需要跑量，才能維持醫院正常運轉之下。它是否有動力去走精細化管理、內涵式發展之路？

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三甲醫院嗎？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醫療機構處處長胡瑞榮曾公開分析，當前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發展存在的較突出問題，是優質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分布不均，結構不合理。基于這樣的背景，在控制單體醫院規模擴張的基礎上，探索公立醫院多院區發展，有利于擴充優質醫療資源。

多位受訪者也認同這一觀點，但他們拋出了另一個問題，對于整體中國的醫療水平的發展，大三甲們到底扮演了一個什么樣作用？

上海創奇健康發展研究院創始人、執行理事長蔡江南教授在美國麻州生活過，那是一個距離市區較遠的地方，但沒有三級醫院。“如果真有大病，開車到市區去看也是可以的。但在國內，正是因為大病、小病，都要擠進三甲醫院，這一現狀沒有改變，才會覺得每個地區都要有一個三級醫院。”他認為，隨著我們醫改的深入趨勢的發展，可能這種做法，會失去它的合理性。

上海一位頂級的神經領域教授提到一件小事，東部沿海某省患者數量多，但那邊是沒有臨床資源的。所謂的臨床資源，即能不能轉化成科研成果。“在上海，我們的病人是能夠轉化成醫學研究，有更多的病人能為我帶來更多課題。”

中國三甲醫院們，他們擴張了，病床也增加了，病人數也越來越多，如果仍然像一級和二級醫院一樣，在做最簡單的一些事情，只不過是把這些醫生、患者，從一級和二級虹吸到了三級，他們對于整個學術、學科的發展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分院建好了，醫療資源是多了，但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患者的一個可及性沒有改善。“即使你有1萬張床位，我去醫院仍然需要排兩個小時，才能看到一個醫生，醫生仍舊只給我5分鐘時間。”

陜西省山陽縣衛生健康局副局長徐毓才撰文提到，目前我國公立醫院需要的不是規模擴張，而是布局調整，著力補短強弱，最終目標是布局合理化。短板在哪兒？在基層，在老少邊窮地區；弱勢在哪里？在基層缺人、缺人才，缺合格的全科醫學人才。

仍舊回到開頭拋出的疑問——推動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統籌推進市級公立醫院建設，無可厚非。

但更為現實的問題在于，疫情之后、集采重創之下，公立醫院普遍虧損的情況下，擴建到底能不能有充足資金供應到位？分院建好了之后，到底有沒有人來？分院會再次成為基層的抽水機，還是一個醫療均衡發展的橋梁，這極為考驗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譚卓瞾｜撰稿

徐卓君｜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