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還未掛牌，人社部網站昨日發布的國務院人事任免消息，直接宣告了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的成立。

關于此次大疾控局的成立，整個衛健系統和疾控系統內部傳言已久，此次公布，算是一只靴子落地，消息并不突然。

△ 圖片來源：人社部

國務院直屬副部級單位，與國家醫保局同級

在人社部網站公布這則消息之前，新成立的國家疾控局就已經召集了一批專家，吃住在昌平，用4天時間討論具體的機構調整方案。

這次“秘密行動”將是中央級的疾控機構第四次調整。

據接近國家衛健委的人士稱，新成立的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將聚合原國家衛健委內設的疾病預防控制局、應急辦、衛生健康監督中心等部門，以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疾控中心，CDC）。

此前，中國疾控系統在國家層面主要由行政和事業兩大部分組成：國家衛健委內設的疾病預防控制局等相關部門，以及直屬的中國疾控中心。

其中，國家衛健委內設的疾病預防控制局，主要負責擬定疾病防治規劃、免疫規劃以及公共衛生問題干預措施并組織實施，完善疾控體系，承擔疫情信息發布的工作。

中國疾控中心則是專業技術部門，主要職責是開展疾病預防控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等工作，為國家制定公共衛生法律法規、政策、規劃、項目等提供技術支撐和咨詢建議等。

據接近國家衛健委的人士稱，該局是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單位，級別與國家醫保局一樣。

另據多位可靠的消息源透露，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相關方案，在“兩會”前后曾有過較大變動。

“目前’三定方案’都沒出來，工作和人員架構都正在安排。最近一次干部大會上說，將邊工作邊建設。”一位國家衛健委人士向八點健聞介紹。

（注：“三定”，是指對一個部門的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及領導職數等三大內容進行確定。）

他分析，依照以往司局安排經驗，“三定”的時間不會過太久，可能在“五一”后。

一位接近中國疾控中心的人士稱，國家疾控局這樣一個國務院直屬局成立之后，全國疾控系統可能有相應劃轉，“或許會跟煙草專賣局一樣，從上到下垂直領導”。

此外，疾控系統的薪酬“后面一定有變化”。

新任局長：疫情臨危受命，接管湖北衛健委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新任局長王賀勝，是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黨組成員，排名緊隨衛健委主任馬曉偉之后。

王賀勝1961年出生，在進入國家衛計委之前，曾長期在天津醫科大學、天津市衛計委、天津市委宣傳部等任職。其中，2008年至2014年，他歷任天津市衛生局黨委書記、局長，天津市衛計委黨委書記、主任。

一位衛健系統人士回憶，他當時主管醫院醫政，對公立醫院比較熟悉。

2016年8月，王賀勝出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后出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

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期間，王賀勝負責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醫政醫管、宣傳等方面工作。

據接近國家衛健委的人士稱，在抗疫過程中，王賀勝有相當的成績。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爆發后，時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的王賀勝，作為中央指導組成員赴武漢指導相關工作。根據公開報道，1月23日他就在武漢。1月24日，他帶領前方工作組在武漢紅十字會醫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醫務人員。1月26日，聯勤保障部隊首批防疫物資運抵漢口火車站，他也在現場交接的負責人之列。

2020年2月，在湖北疫情最為嚴重時，王賀勝兼任湖北省衛健委主任。

上述接近國家衛健委的人士透露，之后疾控系統的改革，將與公立醫院有更多配合。而新任局長曾主管醫政醫管，或許也預示著這一方向。

醫防融合，即醫療機構和疾控部門的融合，也是多位學者近年的建議。

“你建再好的公共衛生，沒有病人會去公共衛生部門，他去的是醫院。所以我認為疾控應該在大衛生系統之下。”一位研究公共衛生的學者曾對八點健聞分析。

此次履新的常繼樂、沈洪兵和孫陽三位副局長中，兩位是國家衛健委原疾控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常繼樂，國家衛健委內設疾病預防控制局的局長。1963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原西安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畢業，擔任過原甘肅衛生廳副廳長、原衛生部人事司副司長。

孫陽，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畢業于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原華西醫科大學)，1998年在協和醫學院獲博士學位，做過多年內科醫生，原衛生部醫改辦公立醫院改革組組長、原衛計委醫管中心主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

唯一來自衛健委系統之外的副局長沈洪兵，是一位流行病學專家。1964年出生，畢業于南京醫科大學，并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原上海醫科大學)獲博士學位，201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南京醫科大學校長。

分析一位局長和三位副局長的履歷，或可看出中國疾控系統將來的定位：在防控機制、應急指揮、專業研究并重的基礎上，與醫療機構有更多配合。

而將來，這一新的疾控體系，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也將有更強的應對能力。

“靴子”落地，改革開始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疾控系統改革的新開始。

過去18年里，中國疾控體系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國家疾控中心，是隸屬于衛健委的“全額事業單位”。脫胎于預防醫學科學院的CDC，底子里是個研究機構，其優勢在于科研而不是疫情防控。

有CDC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形象類比，它更像是衛健委的’智囊團’，主要向衛生行政部門提供技術指導支撐，沒有行政管理和獨立決策權力。

真正讓公眾意識到這一沉疴的，是2020年2月27日，武漢疫情時期，鐘南山院士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就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衛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疾控中心只是一個技術部門，只能向上報告，而向地方政府報告以后，地方政府怎么決定是地方政府的事，疾控中心沒有權力再進一步做更多工作。”

中央的這一級疾控中心，與地方上的三級總計3500個疾控中心，雖然都叫疾控中心，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緣起。整個疾控體系并非一個自上而下一貫到底的四級結構。

長期以來的一個詬病是，中國疾控中心和各級疾控中心并非垂直管理。國家疾控中心是衛健委直屬事業單位，但地方疾控中心的行政管轄權屬于地方政府。

除了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和隸屬于其下的疾控中心，部分疾控行政職能分散在應急、醫政醫管部門。

不合理的體系下，醫療、疾控和基層行政管理部門容易各自為戰。

多年來，公共衛生界流傳有一句俗語——“財神跟著瘟神跑”。每每有重大疫情發生，各級財政、社會資源、輿論呼聲都在支持疾控系統。但很快“飛鳥盡，良弓藏”，疫情得到控制，太平盛世繁榮，人們也就忘記了瘟神的存在。

財務、人力、資源，曾經投向疾控系統的一切，因為長期看不到收益，以及持續投入的必要性，又紛紛流出。加之多年來“重治輕防”的觀念引導，疾控中心的地位逐年下降。

核心的中青年骨干近年來嚴重流失，還在讀書的學生們也不愿意來。

十年前，進入國家疾控中心工作幾乎是預防醫學專業學生最令人艷羨的工作，而對于今天的預防醫學，他們更想去賺錢更多的藥企或是更具政策決定權的衛健系統，事業單位改革后的、被劃分為公益一類的疾控中心收入太低，是擺在擇業面前的一道硬門檻。

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關于疾控改革的呼聲不斷。2020年兩會期間，代表們紛紛拿著疾控改革提案遞交到兩會上，引發新一輪熱議。

改革總體可以分為兩派：一種聲音是另起爐灶，應在衛健委之外設立疾控局，以此構建的全新體系，應具有獨立決策權、發展規劃權；另一種聲音是內部重組，將衛健委疾控局與疾控中心合并，組建具有行政權、自主權的疾控行政管理機構，賦予疾控中心發布信息等權力。

本次疾控局的成立，意味著爭論結束，塵埃落地，改革開始。

但是大疾控局需要擔負什么樣的責任？具備什么樣的執法權？新的機構設置是什么樣？這些關鍵問題的回答，還需要等待“三定”方案。

接下來，除了該局的“三定”方案，需要確定的還有：疾控改革的具體方向怎么定？遍布全國的各級疾控中心，將有怎樣的變動？疾控人員的薪酬待遇如何提高？

我們拭目以待。

方澍晨、陳鑫、李琳丨撰稿

徐卓君丨編輯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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