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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住院”董事長死亡背后,是百萬心肌梗死患者的遺憾

4月11日,株洲一家房產經紀公司董事長游某因病去世,消息卻引起全國公眾關注。因為這像是一則當代版的“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 據游某去世5天前發布的朋友圈,他于4月6日凌晨就醫,檢查報告顯示“竇性心律、T波異常(可能是前側壁心肌缺血)、“異常心電圖”

4月11日,株洲一家房產經紀公司董事長游某因病去世,消息卻引起全國公眾關注。因為這像是一則當代版的“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


據游某去世5天前發布的朋友圈,他于4月6日凌晨就醫,檢查報告顯示“竇性心律、T波異常(可能是前側壁心肌缺血)、“異常心電圖”。醫生警告稱,不住院隨時可能猝死。但他簽字拒絕住院。


△ 游某朋友圈截圖


經多方了解證實,其實游某第二天一早還是住了院。他在當地另一家三甲醫院心內科住了三天,并做了冠脈造影。不過,他再次拒絕了醫生的建議——植入冠脈支架——堅持出院了。


出院兩天后,游某不幸離世,年僅49歲。


從相關信息看,游某去世的原因,很可能是心肌梗死。


急性心梗發病后2小時內,是最佳救治時間。然而在心梗救治中,“患者不聽醫囑”的案例并不罕見。就連醫生本人成為患者時,也可能對自己的病情盲目自信。


今年2月,成都市著名急救專家苗挺因急性心梗入院治療,因“指揮同事搶救自己”一度成為熱搜。據中青報“冰點周刊”報道,苗挺發生胸痛時,還不肯撥打120;進了搶救室又告訴同事“不能放架子(冠脈支架)”。


不過苗挺比游某“幸運”,因為他在搶救中突然心臟驟停,同事和學生們終于可以放開手腳做該做的事,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及心臟中心主任霍勇告訴八點健聞,“按照現在的醫學水平和醫療機構現在的設施條件,(急性心梗)完全可以救治得很好。”


然而統計顯示,從2005年開始,我國急性心梗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趨勢。到2017年,城鄉居民急性心梗死亡率分別為58.90/10萬、76.04/10萬。(據央視相關報道,我國每年發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大約100萬人)


那些沒能得到很好救治的患者,到底被耽誤在哪里?


△ 2002~2017年中國城鄉居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變化趨勢(來源:《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19概要》)


現在的醫療條件,可以把心梗救治得很好


據統計,我國94%的心肌梗死患者表現為胸痛或胸部不適。過去這些年,得益于各地公立醫院胸痛中心的建設,中國醫療機構急性心梗搶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以游某所在的湖南株洲為例,據《株洲日報》2019年的報道,當地已有6家醫院建有胸痛中心。


按相關報道描述,一名株洲市民感到胸痛并撥打120后,3分鐘內就有救護車出車。同時,在指揮中心調度、智能交通系統指引下,救護車能快速將患者送到最近的、有接診能力的醫院。


報道還提到,6家醫院的胸痛中心對急性心肌梗死等患者,從首次醫療接觸至完成初步診斷的時間在半小時以內。


霍勇擔任執行主席的中國胸痛中心聯盟,自2016年以來,幫助了全國多家醫院建立胸痛中心。除了優化院內外流程,縮短心梗病人心臟總缺血的時間;還幫助醫生提升鑒別診斷能力,發現了很多以前發現不了的胸痛病人,及時進行救治。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超過5000家醫院正在建立胸痛中心。其中,1817家醫院通過認證。


朱建所在的醫院即為其中之一。朱建是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心內科副主任醫師,他介紹,胸痛中心的病人通常由急診科醫生接診,并在有需要時請相關科室會診。


胸痛中心的職責還包括去基層培訓醫生,幫助識別可能致命的胸痛病人,將病人轉到有能力做介入治療的醫院。“我們建了個群,附近社區醫生會直接把相關病人的心電圖發到群里。如果我們判定為心肌梗死,并且需要急診造影,就讓救護車直接把病人送導管室,不用再去急診。這樣可以節約時間。”朱建說。


在全國多個地區,這種胸痛救治模式已推廣開來。


但醫院救治流程和技術水平普遍改善、提高的同時,急性心梗死亡率仍在升高。一方面是發病率升高導致死亡率升高,另一方面,是很多發病的患者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治。


大部分患者錯過了“黃金120分鐘”


目前,急性心梗治療的關鍵是再灌注治療,主要包括溶栓和支架介入。


知名心血管病學術刊物《中國循環雜志》去年發布的一份統計報告顯示,2017~2018年,中國對急性心梗的再灌注治療率大幅提升。到2018年,二級醫院90分鐘內實施介入的比例為63.0%,三級醫院為58.3%。


不過,這一數字和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2010年美國這一比例已達到94.2%。


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從發病到開通血管的時間非常重要。所謂“黃金120分鐘”,即發病后2小時內是最佳救治時間。霍勇指出,現在全國的這個時間平均為300分鐘——最好的急救時機被錯過了。


“分析這300分鐘,會發現在患者這一端的延誤最長。”霍勇說,相當多的病人在發病后兩個半小時內,都完全沒有離開原來的地點。


“大部分公眾發病以后,常常第一時間是給子女打電話,給親戚熟人打電話,就沒想到打120。如果在夜里發病,還有些人不愿意打擾別人。所以這種延遲是非常嚴重的。”


霍勇還認為,公眾和急救體系的聯動不夠。“雖然北京條件好,但是到目前為止,北京到醫院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只有不到30%是救護車拉來的。剩下的里面,50%是自己去醫院,另外還有20%是從無救治條件的小醫院轉過來的。”


他呼吁,應該廣泛向大眾宣傳:在出現胸痛癥狀時,一定要第一時間撥打120,在就近原則下,盡量選擇有胸痛中心的醫院。


一位心內科醫生表示,如果沒有胸痛中心這樣的項目(來幫助診斷心血管疾病),可能使得很多醫院/醫生對胸痛的認知不足,導致漏診、誤診。


這位醫生提到一個案例:有病人說胸痛,醫生給開了些藥,因為病人當時覺得不痛了,就讓病人過幾天再來看。結果病人幾天后就猝死了。


還有幾位心內科醫生都提到,心梗病人的癥狀有時可能并不非常典型。急診之外,病人看錯科室、科室醫生誤診漏診是比較常見的現象。“例如上腹部痛、嘔吐,很多人當消化系統疾病看。血壓低、頭暈,很多人到神經內科。還有的牙痛,就去看牙科。”


拒絕做造影和支架的病人們


許多心內科醫生都見過與游某情況類似的病人,朱建最近也遇到一位。


那是一位30多歲的男性,出現胸痛、憋悶、出汗癥狀24小時后,才到醫院急診。“他說工作特別忙,一開始想自己扛過去。”


被診斷為心梗后,這位病人一開始不愿意做造影,理由是“造影了就得放支架,放支架以后就得一輩子吃藥”。


醫生勸他說,其實冠心病是慢性病,本就需要終身吃藥,跟是否放支架沒有關系。于是他同意做了造影,并把血管打通,但住院三天后,就要求出院,因為身體感覺很好。


“心梗發病后,24小時和一周內都是猝死的高危時間段。如果才三四天就出院,風險很大。”朱建說。


他對一個曾經的病人印象深刻:“剛來時還不到心肌梗死的程度。是左主干病變,沒完全堵死,只是存在堵死的風險。”


主治醫生當時解釋,左主干是心臟最重要的血管,一旦堵塞就容易猝死,建議放支架,但病人拒絕了。“當時一部分原因是經濟情況,他覺得支架費用很高。”


那位病人猝死在做造影后的第二天。


對醫療費用的擔憂,在支架經集采大幅降價的今天,已不再是個問題。一些心梗病人拒絕用支架,是否與“支架濫用”的刻板印象有關?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認為,的確存在這樣的因素。


換言之,由于醫患之間信息的不對稱,醫學專業上對于支架使用的論爭,對于一般公眾反而可能造成“因噎廢食”。其實,著名的“反支架運動”代表人物胡大一,也是中國第一個大力推廣支架使用的醫生。他自己就曾強調,他反的是支架濫用,而不是反支架。


最容易忽視的環節


經過初步救治,癥狀好轉后,也是許多病人容易掉以輕心的時刻。


多位心內科醫生都提到一種情況:有的病人還沒發展到心肌梗死,胸痛緩解了,心電圖、心肌酶正常,就覺得可以回去了。這對醫生的判斷提出了較高要求:如果發現胸痛是心源性的,必須要求病人留觀。


“我們醫院就有過一個病人,因為胸痛來治療,發現是不穩定心絞痛,但病人當時拒絕住院。”朱建說,“結果走了24小時以后,再回來,就發展成心肌梗死了。”


他認為,如果那位病人第一次留下來住院,做相應的觀察、治療,可能就不會發展到心梗。


朱建介紹,突發的胸痛癥狀,臨床常見的是急性冠脈綜合征,它包括心肌梗死和不穩定心絞痛。其中,不穩定心絞痛隨時可能發展成心肌梗死。


“有的心梗患者明天要出院,今天一激動,就猝死了。”他解釋,心梗發病后幾天,猝死最常見的誘因是突然用力(比如用力大便時、提重物等)、突然情緒激動,這容易誘發惡性心律失常、心臟破裂。這兩種情況也是所有心臟病人都要注意避免的。


據朱建了解,目前在有較好治療條件的地區,因急性心梗住院的病人,住院死亡率大約為1%~2%。


對于那些發生急性心梗而不愿意住院的病人,朱建會要求團隊的醫生“慢慢磨”,“這些病人,你不能放他回去。放他回去,就等于放棄他的生命。一定要他留觀,發動親屬,還讓他自己上網查資料,讓他認識到心梗的嚴重性,最后一般都能勸得住。”


降低急性心梗死亡率,還可以做哪些?


中國心梗死亡率無改善,除了公眾認識不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不同級別醫院的救治能力差異。


據《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9》,從2013年開始,農村地區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超過城市平均水平。


一個統計數據或可解釋背后的原因:2013~2014年,縣級醫院的STEMI 住院死亡率是省級醫院的3倍多(STEMI即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是心肌梗死的兩種類型之一,需要的救治更為緊急)。


這一數據來自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原副院長楊躍進、心內科冠心病中心許海燕教授及團隊在2020年10月發表的一篇論文。論文分析2013~2014年數據,指出中國不同級別醫院STEMI住院死亡率差異明顯:省、市、縣級醫院分別為3.1%、5.3%和10.2%。


霍勇對八點健聞強調了急性心梗死亡率仍存在的地域差異。在大城市呼叫 120,救護車可能幾分鐘就能到達,從二三線城市往下,這個速度會越來越慢,農村地區更不用說。


“我們的救治體系還不夠完善。”霍勇表示,這些年,病人從發病到得到救治的時間,在大城市是明顯縮短的,但在全國的平均時間并沒縮短。因此下一步,提升縣域醫院的救治能力尤為重要。


不過對于未來,霍勇還是表現出了樂觀。他介紹,現在針對基層醫院的“胸痛救治單元”項目已經開展,全國大概有近5000家縣醫院,目前胸痛中心和救治單元的建設,已經涉及到了將近3000家。“我們也在不斷推動縣醫院技術提升,比如說介入,我們專門有針對縣醫院的介入課程培訓班。”


降低心梗死亡率,從政策層面還能做什么?


霍勇建議從國家層面,尤其從“健康中國”戰略層面上,對心肌梗死這類致死性高、上升速度快的疾病,專門出臺措施。“增大醫療體系的相關投入,增加對縣域醫院的支持,并進一步推進公眾教育,是降低急性心梗發病率和死亡率的關鍵點。”


此外他提出,實行藥品和耗材集采后,救治相關疾病的費用降低,希望把降價騰出來的醫療支付空間,往(心梗)這類需要急救的疾病傾斜。


*參考資料:《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 2019 概要》



方澍晨丨撰稿

劉冉|編輯

王晨|統籌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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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八點健聞 作者: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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